觀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 GFCI）2017年9月調查結果，全球5大金融中心依序為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及東京，而台北排名全球第27位、亞太地區第11名，但排名不僅較前期略降1位，且評分677分也較前期減少12分。這樣的評比成績，對照持續創造新高的整體金控稅後純益，彷彿不甚協調，但若細究其中意涵，卻令人憂心台灣金融產業如不加速轉型，則整體產業契機可能喪失永續成長動能。
近年來，低利差已經成為台灣金融產業經營環境的基調，但在低利差下仍能創造獲利成長，顯示出台灣金融業的產業實力，而包括呆帳率、資本適足率的持續改善，更都呈現出金融機構體質的健全。然而，GFCI所指出的台北在基礎建設投資上分數的大幅滑落，以及人力資本培養評分的減少，正好指出了整體產業的痛點，也就是資訊設備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嚴重不足，凸顯出我國金融產業在金融科技發展以及全球經濟重心東方化的趨勢中，缺乏應有的投資準備，若無法即時調整，將可能讓下階段的發展蒙上莫大陰影。
事實上，檢視其他成功金融中心經驗，無論是新加坡「金融服務業產業轉型藍圖」、美國「金融科技框架白皮書」、香港「金融科技在香港的未來」等，都是藉由清楚的政策發展面向，來引導產業投資與政府法令政策的配合。而在我國，雖也於前年公告「金融科技發展策略白皮書」，從應用、管理、資源、與基礎4個面向，來述明主管單位對於金融科技發展的「期望目標」。但不可諱言，目前金融機構的資訊設備投資仍未見提升，金融科技生態圈的涵蓋範圍除了部分學研單位與少數領先的金融機構外，其他大部分屬於追趕群的金融機構仍在摸索或評估因應對策，甚或不變應萬變的等待更清楚的市場輪廓。
對此，在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督導下，政府提出了百兆動能的「金融發展行動方案」，期望落實：金融攜手產業、結合科技創新、進軍國際市場、普惠金融服務等4大願景。此方案尤其特別的是，在原有金融「銀行業」、「證券期貨業」、「保險業」的傳統分類外，還加上了「金融科技」此一面向，合計有15項施政策略，作為管考的具體標的。
對照我國近年來比比皆是的產業發展計劃，成功者其實寥寥可數，而此次「金融發展行動方案」能否達成政策目標，而不流於作文比賽，也是考驗著施政者的決心以及業者的配合認知。因為，台灣的金融環境已經是到不轉不行的局面了，在低利差、金融科技投資、國際化競爭愈來愈激烈的情況下，既有的經營模式將很難持續產業獲利，而更險峻的，對岸端出的「惠台」，也鎖定金融年輕從業人員進行補貼式的統戰挖角，更增加我國產業動能的競爭壓力。
而最大的挑戰，將是來自於民主社會的民粹挑戰，不論是「金融整併」、「純網銀開放」等議題，可以預期的，在未來產業利潤重分配過程中，來自被分配者或機會喪失者，一定會利用全自由的言論來發起全自由的指控。但這正是台灣民主自由的可貴，因應的對策在於政府施政者的透明無私，在於施政決心的人民關懷。當然，清楚明白的政策行銷則是必要的施政工具。也僅有如此，才能回到施政的初心，那正是普惠金融的落實。
台灣金融產業的此次「轉機」，究竟是轉飛到更繁榮的發達國家，還是轉飛到遺世獨立的小確幸度假小國？這次行動方案的落實與否，值得國人熱切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