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在日前「2020台灣資本市場論壇」中致詞指出，政府將打造台灣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及「亞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以吸引更多國際機構和資金來台，為資本市場注入新活力。這次的政策宣示，對30年來台灣多次對於亞太金融中心的政見追求，是不是有了更得以落實的契機？當國際金融情勢在疫情衝擊與產業鏈去中國化的發展趨勢中，我們又該如何形塑出更好的金融產業環境，迎接期待許久的發展可能？
由美中經貿衝突所引起的國際生產鏈重組趨勢，再加上香港變局加劇，使過去廣大台商停泊於香港與其他避稅天堂的資金快速回流。此外，防疫的成功以及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傲人成績，使台灣得以吸引國際投資人的關注興趣，進一步加大金融產業的商機。更難得的是，如同金管會主委黃天牧指出，我國「民主政治」所擁有的健全問責與透明機制，更保護了金融市場信任不被破壞，成為金融發展的重要優勢。
只是，在商機與優勢外，相較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台灣不論是金融業整併或金融創新應用，又或者是消費者的投資合理保護，仍存有許多發展瓶頸，特別是法規環境仍有極大的改進空間。因此，對照我國相對完整的間接金融發展，長期比重偏低的直接金融業務，也就是包括股、債市的後續發展，或許就可以作為觀察台灣未來金融政策良準度的貼切指標。尤其是面對未來可預期的低利差情勢，高附加價值率的直接金融業務，將可支撐起台灣金融業者的永續獲利需求。也同時藉由直接金融業的穩健成長，才得以提供來自海外的回流資金或外人資金，長期停駐在台灣資本市場的獲利誘因。而這也正是金管會之所以積極檢討籌資、交易機制，以及更多資本市場政策開放的主要目的。
尤其不容否認的，雖然大家琅琅上口：「投資一定有風險，○○投資有賺有賠」，但台灣社會對於風險與報酬的意識缺乏，卻可能是發展直接金融的極大挑戰，而這正是政府與業者在推動直接金融發展時，所應當攜手面對的最重要共同議題。畢竟，我們已經設有多種第三方投資保障機構與救濟管道，當業者與消費者有消費糾紛發生時，過多的民意代表或政府人員的個案介入，只是削減對於第三方公正性的信心，以及增加對於體制的不信任，如果無法藉由更清楚的制度設計或法令規章來消弭不當暗室協商的疑慮，那將阻礙金融新面貌的成形，也可能讓台灣錯失了此次金融提升的難得契機。
擁有健全活力的資本市場是經濟發展的基石，一旦台灣擁有世界頂級的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當台商因應去中國化產業鏈，而開始拓展印度、越南的生產基地時，藉由我們所提供的投資、融資、財富管理等等的金融機能，將為製造業的全球新布局，提供最強的輔助動力。如此，台灣的經濟發展，勢將伴隨著金融新面貌的展開，再有一波全新的成長階段，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