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落實真正國際化，台灣期盼在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之前推出外國人就業金卡延攬人才，疫後更吸引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要讓人才對工作以外的領域產生影響，就必須有強健而國際化的制度搭配。
在非洲旅行的人應該很容易注意到國界，尤其是在跨越不同殖民歷史的國家時。國界兩邊的人文地理和民族文化可能差異不大，卻因為過去的殖民而硬生生切成兩個國家。即使殖民主如今已經不再直接統治，制度遺緒在幾十年後依然繼續留存，其中之一就是語言。
過去的殖民不僅讓許多派系鬥爭一直延續至今，殖民產生的「路徑依賴」最近也讓一些國家發現自己因為沒有被殖民過而陷入某些弱勢。例如之前身為全球第二大、現在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就因為英語能力較低和其他制度差異，金融體系一直比較孤立。
愛沙尼亞世界觀轉為英語導向
台灣在國際形象不斷提升之後，目前想在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當然，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不同，後兩者擁有大英帝國殖民之後留下的英語能力和歐陸法系統，之前也藉此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台灣沒有這個條件，但它依然可以盡可能讓人民接觸其他國家的人，而這件事在10年內的成敗關鍵可能就是商業。
我們可以從少數幾個成功的例外身上，學習如何提升英語能力。其中一個是愛沙尼亞，它在脫離蘇聯獨立之後，比其他國家更快從俄羅斯的世界觀，轉為英語導向的世界觀。最有趣的是，愛沙尼亞語只跟芬蘭語比較像，跟其他歐洲語言沒什麼關係，但該國的英語能力相當好，40歲以下的專業人士更是呱呱叫。
而且愛沙尼亞在某些層面上甚至是全球化先驅。創立於愛沙尼亞的Skype，帶起了遠距通訊軟體的熱潮，讓人們如今可以在家工作。「數位公民計畫」（e-Residency）也領先世界，讓外國人根據該國法律開公司、使用該國服務。而且雖然2020年因為洗錢醜聞而被迫打擊加密貨幣，但之前愛沙尼亞一直是加密貨幣中心。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的「網絡自由」報告還把愛沙尼亞名列全球第二。
另一個沒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則是泰國。泰語是一種揉合印地語和漢語之後誕生的語言，但在泰國的國際交通大城，遊客通常都可以順利地用英語使用自己想要的公共服務。
但其實泰國人的英語能力並不好，可以用英語順利溝通是泰國旅遊業帶來的錯誤印象。根據英孚教育（English First）的研究報告「英語程度指數」（The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泰國的英語程度其實低於附近其他國家，甚至低於越南。在泰國工作十幾年的金融人士Gabriel Lindsay表示，「泰國人大部分不會說英語，學校的英語也教得不好。很多在金融、資訊、科技產業上班的人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在國際與國內產業工作的人，學習英語的動力會差很多，如果你不需要直接面對國際、直接接觸外商，你就不會那麼想練好英語。
對外聯繫促越南英語力提升
越南最近在經濟大幅成長的同時，英語能力也迅速提高。國際銀行專家Fergus Clarke花了許多年改造越南某間銀行的風險管理部門，他認為該國銀行業最近大有轉變。「銀行處理逾放款的能力，以及遵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 compliance）的能力大增；它們重新重視個人金融業務、提高外方信用評等（尤其是穆迪評等）並變得更透明。這個行業裡有一整個活絡的外籍人士社群，其中某些人甚至在幫銀行掌舵。」
這些例子都顯示，似乎只有重視對外發展的國家或產業，才能大幅提升英語能力。英語課程很重要，但如果學生不會在工作中用到英語，就永遠不會有動力讓自己的英文變流利。更重要的是，語言本身就是脈絡的產物。如果只學語言卻不了解該語言的文化脈絡，根本就沒有用。
改變外資眼中「國際化」程度
上述幾個概念也跟政府在治國中的角色有關。西方法律制度強調規則必須一體適用，亞洲法律則經常想要因地制宜，根據時間地點需求來「改良」、「強化」相關的制度。亞洲的政治體制很有它們語法結構的影子。
這些抽象特質乍看之下與語言教育無關，但都會影響一個人在學會外語語詞之後如何實際使用。教導外語時，通常也是在教導背後整套的外國文化，而這部份最容易搞砸。一邊教語言一邊解釋外國人為什麼會那樣講話，簡直就像是講了一個冷笑話，然後說「Catch不到笑點是你的問題」。
每種語言會長成現在這樣，顯然都跟使用社群幾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有關；但國家還是可以制定一些計畫，進行一些比較小型的制度改革，明顯改變自己在外資眼中的「國際化」程度，其中某些方法可能在10年內就會見效。
強健更國際化的制度環境
方法之一就是讓司法體系對英語人士更友善。台灣政府的雙語國家政策就包含這個項目，它規定重大案件與重大裁決，尤其是涉及外國當事人的案件，都必須譯為英語。如果要在這方面更進一步，就是規定所有合約都得中英雙語並行。法院當然會不太樂意，因為即使翻譯完全沒有錯誤，英語的法律思維與中文的意思可能也會有落差。但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如果台灣想真正成為雙語國家，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另外，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資（FDI）提高外國人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目前台灣在這方面落後附近的新興市場。台商近幾十年來對外投資的額度都超過國內投資，大部分的台商都去幫助中國崛起。這些資金最近開始回流國內，但台灣還是應該要繼續珍惜國外投資，因為外資的功能經常與本國資本不同。
其中一個該改革的，就是對待私人資本的方式。台灣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對本土企業有「情感依附」，在處理本土企業收購案時，經常讓變化無常的輿論推翻超越既有的程序規則。這不僅讓許多收購案件因此告吹，也喪失了很多稍縱即逝的機會，更讓外資因為收購太難成功而在一開始就直接放棄。
想要更國際化的方法，是讓更多外國人才來擔任台灣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而非僅僅只是引入外國投資而已；當台灣企業經營模式及思維邏輯更國際化之後，也會帶動台灣企業本身，進而影響台灣在環境、制度、技術上更國際化。
台灣之前推出了外國人就業金卡延攬人才，很可能在疫情之後會吸引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光是這些外國移民可能就會讓台灣更能接觸國際。但金卡計畫真正的成敗，還是取決於有多少金卡持有人願意留在台灣開公司。如果要讓這些外國人才對工作以外的領域產生影響，台灣就必須有一套強健而國際化的制度。（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