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新創優於買房置產

鼓吹創業精神從照顧年輕世代開始

110.2台灣銀行家第134期撰文:David Stinson孫維德

台灣目前的首要之務,就是讓大環境越來越有利於創新,假設100萬美元,會用這筆錢資助一種剛起的新興商業模式,還是買一間房子?

100萬美元的閒錢,如果不買股,會用這筆錢資助一種剛起的新興商業模式,還是買一棟房子?

個天使投資人可能都想過後面那個選項,但最後都轉向前者,他們想把錢投在潛力超過一般商品的東西上,在主觀的層級上,他們希望投資不僅能帶來財富,還能藉由選擇投資目標和事後給予指導,去影響業的未來。

但要怎樣讓更多人做出這種選擇?教育、創業援助、業界主導者的市場力量,全都會影響創業環境。投資與研發的整體況,更是影響創業環境的一大主因,而這短期很難改變。

資本市場過於穩定隱藏危機

不過房地市場,就是最能在短短幾年改變創業環境的因素,台灣經濟沒有像西方經濟體,尤其像美國那樣陷入「金融化」,但過熱的房市也可能從一個方向像金融化那樣扼殺生力。台灣的穩定環境享譽資本市場,但請小心,過於穩定可能物極必反。

成功的創業者總是樂觀到無可救藥,他們甘心離開安穩的職位,不斷戰,打造自己想要的企業。但這種心理素質不是因為他們認為平凡的人生過於無聊,而是知道自己跌倒後還能爬起來。因此,金融機構除了需要對融資保持彈性,還得為整體創業環境負責,尤其必須願意投資那些本身並不有錢的創業家。

美國之所以能孕育出國際科技巨頭,就是因為新創企業在這裡很容易募資上市。即使是早期投資,投資人最在乎的因素依然是這家公司上市的可能性多高。那些不會思考怎麼變現頭寸的天使投資人與創投業者,錢很快就會燒完的。

美國、歐洲、亞洲新創產業的核心差異

這個因素也讓美國的創業環境跟歐洲不太一樣,歐洲把扶植創業的責任主要交給政府,政府提供培訓、人脈、融資、補助等新創企業需要的各種援助。這可以讓政府自由選擇要扶植業和些族群,集中力量扶植年輕創業家,而且財源和加速器這些資源也能配合得更好。

但這種「手動調控」個細節的方法,卻無法讓企業快速擴張。有些新模式在試驗成功之後,必須立刻快速擴張為幾十倍、幾百倍,這勢必需要新方法,例如科技業的雲端服務。但除了新方法之外,快速擴張也需要大量資金。靈活的融資除了可以讓新創企業購買擴張所需的科技以外,還能鼓勵人們嘗試新商業模式。資金從創業初期到中後期都非常重要。

至於亞洲扶植創業的作法則與歐美都不同,政府常直接培育和創業相關的科技,例如台灣最大的優勢就是培養大量的中階工程師,定位在美國的尖端研究成果和中國的海量技術人員之間。它跟許多東亞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一樣,利用科學園區來集中創新能量,在半導體業領先群雄。

上述的環境與制度因素,通常來自各地不同的史與法律體系,因此大部分都不會變。但歐美最近出現了一項令人擔憂的趨勢:新創企業家數不斷穩定下跌,而且在2008金融危機之後減少得更多。根據考夫曼基金會(Kaufmann Foundation)編纂的美國普資料,員工就職時間不到2年的公司在2006年有11%2016年只剩7%。反倒是創業者的年齡逐漸增高,199635%的公司創始人介於2030之間,2014年只剩18%

美國助學貸款阻礙新創發展

金融危機讓學貸住了那些美國剛畢業的學生,這和當時的經濟刺激政策有關。歐巴馬政府知道振興經濟需要許多政策同時並進,但強烈極化的政治使各州政府拿不到額外預算,教育津貼只得胎死腹中。至於量化寬鬆政策則堆高了資價格,讓擁有房子或股票的中階級得以安心,卻犧牲了那些沒有政治奧援的年輕人。

所以到了今天,這個國家的數據變得很難堪。近5,000萬名大學畢業生人平均背負37,854美元債務,學貸總額已經超過了債。2009年之後的學貸金額有60%超過原始貸款餘額,而且銀行希望這些年輕人在40之前還清。在這種環境下,冒險創業談何容易。此外,雖然美國大學的研究能力有利於創新,但教學系統顯然需要改革。歐洲則是陷入一種困境,它連續多年採取愚蠢的節政策,結果青年失業率從2007年開始居高不下,持續了大約10年。

這些故事的教訓很明顯:不要扼殺年輕人的未來。雖然台灣的教育體系成功控制了成本,但還是有些地方得警惕,例如應該反省一下,繁榮的房地市場事實上搶走了多少創業所需的資金,讓多少口袋沒錢卻對未來樂觀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無法放膽打天下。高齡化趨勢使這個問題如今更是急迫,因為當平均年齡增加,對政治而言重要的族群就會越來越老。

房價上漲會生「財富效果」(Wealth Effect),讓屋主花錢或投資時更安心。但這種財富是幻覺,在賣掉原有的房子改買一間便宜的去住之前,房價漲來的錢其實不在手裡;反而是房價漲得越嚴重,其他對經濟更有意義的投資項目就越難吸到金。就整體國家的觀點來看,不動其實不太像資,比較像是費用。

各國想辦法打造新商業模式

可以確定的是,美國正在找新方法來收拾自己之前闖下的禍。像程式設計訓練營(Coding Bootcamp)這類的新興商業模式,可能比大學更能培育出年輕創業家。例如Lambda School提出了一種類似股權的「收入分成協議」(Income Share Agreement),學生可以免費受訓,如果畢業後找到年薪50,000美元以上的工作,薪資的17%必須交給公司。Lambda執行長Austen Allred認為這種協議「可以讓學校的教育符合學生的利益。我們認為,如果畢業後找不到工作,Lambda,我們就沒資格拿錢,這樣才公平」。這種股權模式仍有爭議,但未來可能會有新發展。

一種方法則是「開放銀行」(Openbanking),目前以歐洲為主。

如果新創企業只能跟銀行借錢,就得跟大型的既有企業搶資金,通常都只會搶輸;但如果有一個相當於銀行的金融生態系能融資,就不需要直接跟大企業競爭。英國、歐盟、澳洲率先採用了這套方法,它的原理與目前在討論的金融科技監理,尤其是美國的監理異曲同工,不過實作方式不太相同。開放銀行是利用應用程式介面打造出一個新的融資機制,監理則是讓政府或業協會限制已經出現的機制不要走歪。在開放銀行方面,歐洲可能比美國更有優勢。

台灣也在引進開放銀行,想藉此提高金融業的多樣性。金管會在今年111日批准7家業者進入第二階段,允許它們的客戶查詢自己的資明細。

台灣目前已經可以用既有的優勢繼續發展,而且大部分都是硬體優勢。此外,在2020年成功阻止國爆發疫情之後,顯然連帶穩定了政治與經濟;此外,利益團體即使想阻止必要的改革,也會因為整個社會的國家安全意識而無法形成氣候。這些都讓台灣可以借鏡其他國家的經驗與教訓,去規劃金融科技與其他新興科技業的未來。它可以在不破壞既有系統完整性的前提下,設法讓金融業更開放。但除此之外它也得記住,青年的福祉預言了整個國家的未來。(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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