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關稅高通膨為何目前還沒發生

川普第一任期最受關注的經濟政策，是向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當時，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預測，此舉將推高進口成本，最終轉嫁給美國消費者。然而，事後分析顯示，關稅對物價的影響，實際上比預期更為溫和。

這其中的關鍵原因，在於川普的關稅政策在第一任期主要目標是中國。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連賢明解釋：「因為主要對象是針對中國，其他國家就可以提供相對低價的替代品，同時許多在中國設廠的企業也選擇將產線外移至東南亞或墨西哥等地，這使得進口價格的整體上漲幅度，並未如預期般劇烈，從而有效抑制了通膨的擴散。」

川普當時便以此為依據，得意地宣稱關稅對物價的影響很小，並認為經濟學家預測是錯誤的。然而，這項命題是否真的成立，連賢明指出，在當下其實很難說，因為川普第二任期的策略已經出現根本性的轉變。

首先，他計畫對所有進口商品課徵關稅，結構上已改變遊戲規則。當全球主要供應國的商品價格都因關稅而普遍上升時，美國的消費者與企業將很難找到便宜的替代品。「當全世界的價格都上漲，你怎麼去找一個更便宜的替代品？」連賢明點出關鍵。這正是傳統經濟模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傳統模型多建立在相對穩定的貿易關係和供應鏈假設上，一旦全球供應鏈的基礎被全面性關稅所撼動，其預測的準確性便會大打折扣。

其次，川普堅信他可以透過警告廠商來抑制漲價。他多次公開點名沃爾瑪等零售巨頭應該自行吸收關稅，不得隨意調漲價格。然而，這種短期威嚇是否能長期奏效，仍是個未知數。連賢明補充，廠商通常不會立即反映成本變動，而是會先觀察市場、消耗庫存。因此，關稅的真實影響可能在幾個月後才會顯現。他預估，關稅的全面實施效果，可能要到2025年底甚至2026年才會慢慢發酵，屆時物價是否會像預期一樣上漲，方能見分曉。

「目前我們看到的數據，例如蘋果手機因關稅導致的成本上升，都還只是初期影響。零售商通常會在成本增加10%以下時，選擇自行吸收，暫時不轉嫁給消費者。但當成本壓力持續累積，他們最終還是會被迫漲價。」連賢明表示，儘管川普現在很得意地認為自己打臉了經濟學家，但這一切可能都還言之過早。

至於川普在某種程度上複製了雷根的模式，甚至展現出超越之勢。連賢明認為，兩者的處境與政策邏輯大不相同。雷根時期雖也面臨高通膨與強美元，但他透過削減開支來應對財政赤字。川普的第一任期卻大幅擴大赤字，主要是透過大規模減稅政策。當時許多經濟學家都覺得他的政策不一致，一方面模仿雷根高喊要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方面卻讓財政赤字增加得如此之快。

然而，川普第二任期的策略似乎更加大膽。他計畫在全面課徵關稅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減稅。這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其實有其邏輯：「他希望藉由關稅增加政府收入，來彌補減稅帶來的赤字。」連賢明補充。

但傳統經濟學家對此持保留態度。連賢明解釋，川普在第一任期就大砍了許多被他認為是拖油瓶的政府部門預算，例如衛生、教育和環境等，這些都是他認為妨礙他執政的對象。他宣稱削減這些預算就是為了降低赤字，但同時又提出規模高達2兆美元的減稅法案，這使得財政赤字的增加幾乎是必然。

「川普很聰明，他現在到處宣揚關稅能帶來多少收入，並聲稱這些都是外國買單，物價也沒漲。但這還沒到論斷的時候。」連賢明認為，由於關稅的不確定性，許多廠商仍在觀望，尚未將成本完全轉嫁。但長期來看，物價上漲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他預測，物價上漲最麻煩的還不是商品，而是服務。一旦商品價格帶動服務價格上漲，勞工將會要求加薪，這將進一步形成螺旋式通膨，屆時川普的外國買單論述將會面臨嚴峻考驗。

連賢明直言，預測失準的關鍵盲點在於當經濟學遇上人性；過去預測失準並非單純的模型失靈，而是存在幾個盲點，例如常因主觀輕忽低機率事件而失準。他們雖不排除某些可能性，但內心卻認為應該不會這麼離譜，例如在川普首次當選時，儘管民調顯示他聲勢上漲，多數人仍堅信他不會贏。此外，忽略人性的非理性行為也是一大盲點。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並非單純的模型失靈，而是源於人性的恐慌與信任崩潰。當雷曼兄弟倒閉引發羊群效應，市場氣氛瞬間逆轉，導致所有銀行都陷入流動性危機，這種非理性的連鎖反應超出了模型的預測範圍。最後，政策與科技的非線性轉折同樣難以預測。預測機構多半依循既有趨勢，然而一旦突發事件降臨，預測便會失準。例如中國DeepSeek爆紅，重創美國AI股。儘管當時市場擔憂AI投資過熱，但實際結果卻是AI需求超乎預期。

連賢明坦言，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經濟預測的演進方向，不應只侷限於數據分析工具的精進，更應納入跨領域的視角，特別是地緣政治的考量。「過去，我們在經濟預測中很少討論地緣政治風險，因為大家普遍覺得全球化是不可逆的趨勢。」但如今，這個思維必須徹底改變。

川普經濟學的核心，是讓美國從過去的「大潤發」模式轉變為「好市多」模式：只賣給會員，提供專屬商品。這意味著企業必須重新思考供應鏈布局，從過去的全球化走向區域化。「一個供應鏈銷全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你必須在美國、歐洲、亞洲等不同區域，建立各自的供應鏈。這就像黑道電影一樣，你不能說我兩邊都不靠，我就是獨立的。因為在兩邊的眼中，你都是另一邊的。」連賢明生動比喻。

企業必須思考從單純的製造轉型為品牌，提升附加價值。因為在低價競爭的時代，台灣企業很難與中國競爭。例如在半導體產業，台廠做一片晶圓的成本是2,000至2,800美元，中國廠商卻能以1,500美元報價，甚至更低。「這幾乎是貼著成本在賣，甚至賠本在賣。因為他們背後有國家的補貼，他們打的是一場燒錢的戰爭。」他強調，面對這樣的競爭，台灣企業必須找到利基，透過技術或品牌來區隔市場。

連賢明認為，台灣目前對地緣政治變局的意識還不夠強烈，但這已經不是企業想不想面對的問題，而是必須要面對的現實。例如以金融業來說，將地緣政治風險納入評估同樣重要。過去，金融業在進行企業授信時，大多關注ESG、氣候風險等。但連賢明建議，金融業應該將地緣政治風險納入考量，評估企業的供應鏈是否過度集中、是否面臨政治制裁或關稅壁壘的風險。「你必須去設想，這家企業的產品會不會因為某天突然被課高關稅，而賣不出去？」

對政策制定者來說，善用變局、抓住機會同樣重要；政策制定者應協助台灣企業善用美中貿易戰帶來的機會。他以韓國為例，韓國的農產品和汽車在美國市場享有一定的優勢，這與韓國積極簽署FTA有關。他建議，台灣可以利用美對中關稅增加的契機，鼓勵台商在美國設立生產基地，創造新的合作模式。

對企業來說，須從生產轉向品牌，從全球化轉向區域化；過去台商的成功模式是大量生產、低成本，然後銷往全世界。但這種模式將會受到衝擊。在川普經濟學的影響下，台商在非美市場將面臨中國廠商更激烈的低價競爭。因此，台灣企業必須被迫走向產業升級，從單純的生產製造，轉向建立品牌與行銷。這不僅需要技術的投入，更需要大量的資金與人才，這也是金融業可以協助廠商思考的議題。

連賢明認為，川普經濟學的核心，並非只是單純的貿易，它更深層觸及了所得分配、就業機會與產業，甚至是國家安全等議題。過去，美國中產階級為了享受更便宜的商品，默許了貿易赤字與製造業外移。但川普的出現，讓大家開始反思這種「流血賣」的貿易模式。儘管川普的政策極端，但他提出的問題，卻是傳統經濟學家難以迴避的。台灣若想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求生存，就必須學會面對這些非典型的挑戰，並將其轉化為台灣產業升級與轉型的新契機。（作者為《台灣銀行家》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