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金時代來了！重構金融價值鏈

過去數十年，亞洲多數國家曾經歷過「人口紅利」的榮景。在高出生率與低依賴比的黃金時期，年輕而龐大的勞動力支撐了經濟快速成長，這段期間被視為政策與產業發展的「增長期」。以台灣為例，戰後嬰兒潮世代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間構成了最大勞動人口群體，為出口導向、製造密集與資產積累型的經濟奠定基礎。

隨著少子化與高齡化趨勢加劇，這段人口紅利的時期正逐漸結束。高齡者逐年增加、青壯年勞動人口相對減少，意味著社會將面臨經濟動能轉弱、財政壓力升高、代際資源再分配等全新挑戰。正是在這樣的人口轉折背景中，「銀髮人口紅利」（Silver Demographic Dividend）的概念開始受到關注。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在2024年5月發表的「打造頤養天年的亞洲：亞洲發展政策報告」，亞太開發中經濟體的老年人口迅速攀升，預計到2050年，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2億人，占總人口約四分之一。報告指出，亞太地區有40%的老年人口沒有任何形式的退休金保障，女性受影響比例更高；65歲以上仍工作的長者中有94%為非正規就業，缺乏基本勞動保護。除了經濟安全挑戰，健康與心理困境也不容忽視：6成老年人未定期健康檢查，3成有憂鬱傾向。面對這些挑戰，ADB主張各國政府必須立即行動，透過健康、教育與技能投資政策，推動終身學習與延後退休機制，「銀髮紅利」將有機會使GDP成長率提升近1%。

國際貨幣基金（IMF）在2025年「世界經濟展望」中，針對41個先進與新興市場國家於2000至2022年間的人口資料進行檢視，年長者的身心機能隨著時間呈現整體性改善現象，尤其是在認知能力方面的進步最為顯著。70歲年長者在2022年的平均認知功能，已可比擬2000年53歲者的表現，這顯示健康老化現象正在擴散。研究進一步指出，這種健康老化趨勢對勞動市場有正向影響：認知能力提升與就業參與率、工作時數與勞動生產力之間具正向關聯。

銀髮人口紅利的核心思維，是重新定義年長者不再是社會資源的「消耗者」，而是可再發揮生產力與消費潛力的「永續再生資源」。若能從經濟制度與產業鏈運作層面，創造出讓高齡者持續參與、有效貢獻的社會與金融機制，人口老化不必然是一場危機，反可轉化為新的成長動能。對金融業而言，這更是一場重新定義「顧客生命週期價值」與「風險評價機制」的變革契機。

首先，銀髮族群並非經濟主體的終點，而是潛力市場的起點。長者普遍擁有儲蓄基礎、資產積累、風險意識強，且健康壽命延長也意味著消費與投資年限大幅拉長。從長照保險、延壽年金、退休金融諮詢、健康促進貸款，到高齡友善型理財平台與行動服務設計，皆可成為金融創新的實驗場域。這些創新不僅可因應人口老化對財務安全的需求，更能創造新的商業模式與價值鏈重構。

在推動銀髮人口紅利的過程中，教育體系也扮演著關鍵角色。例如，教育部自推動「樂齡大學實施計畫」以來，積極結合國內大學校院豐富的教學資源與環境，與高齡者共享學習平台，辦理短期學期制的樂齡學習課程，正是鼓勵高齡者終身學習、提升參與度的重要政策。這種學習型社會的營造，讓高齡者不只是知識的接收者，也可能成為分享者與行動者，有助於提升其數位能力、財務素養與社會互動，間接為金融業推廣高齡友善金融產品打下根基。

然而，這類產品與服務的開發前提，是金融業對「銀髮行為經濟學」的深刻理解與轉向。以往金融業習慣將退休族群視為「風險高、變現難、保守型」的群體，進而排除於創新設計之外。但這樣的刻板認知，正是阻礙產業接軌人口結構轉型的根本因素。事實上，許多高齡者在退出正式勞動市場後，反而擁有更多時間與主動性，能參與公益志業、擔任導師講師、開啟第二職涯或社區企業。而這些角色的再定義與再動員，正是金融服務設計必須介入的新藍海。

其次，金融業還需進一步推動高齡金融素養的建立，作為啟動銀髮人口紅利的基礎工程。許多長者雖具財務資源，卻面對詐騙風險、防衛不足；也可能有數位落差，在面對網路理財、行動銀行、保險投保時感到困惑。因此，透過分齡金融教育、實體與數位整合的高齡客戶介面、預立財務規劃制度（如財產信託、健康預囑）、與跨專業團隊（律師、社工、醫療）協作等方式，讓高齡者能在身心狀態變化中持續擁有財務自主權與保障，將是金融業承擔社會責任與開發新市場的雙重契機。

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高齡金融並非只能聚焦於保障性商品，亦可發展跨領域的風控架構。例如，對患有慢性疾病或生活需協助者的客群，透過保險科技與健康數據結合，可量身打造動態保費計價系統；同時，運用AI輔助監測客戶異常交易行為，以防範金融剝削與詐騙，是未來不可忽視的高齡金融風險治理方向。

更進一步來看，金融業亦可在「熟齡人力資源」市場中扮演雇主與資源整合者的雙重角色。例如，設計彈性工時的顧問型職位，邀請退休金融專才回歸擔任高齡客群培訓導師；或與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合作，發展「高級實習生」制度，讓年長者以經驗傳承與世代對話的形式回到職場，實踐第三人生。此外，從投資角度出發，銀髮產業（如健康科技、長照設施、智慧住宅）亦將成為資產配置的新興主題，金融機構可扮演長期資本提供者與產業孵化者，助力產業發展，同時取得穩健報酬。

在制度層面，若能搭配年金制度改革、延後退休誘因設計、稅務激勵等公共政策，金融產業將有更大空間發展以「年齡友善經濟」為核心的產品線與商業模式。這不只是企業創新的問題，更關係到整個國家在快速老化社會下的經濟韌性與代際共融的能力。各國經驗也顯示，若政府能制定明確的銀髮金融政策，例如日本的高齡者金融包容戰略，結合產業與社區多元參與，將可形成推動銀髮人口紅利的協力網絡。

不可忽視的是，金融業若未能正面迎戰高齡轉型的挑戰，反而可能因忽視高齡者需求而被邊緣化或替代。例如，科技平台正快速布局長照金融、社區資源整合、熟齡消費平台等領域，若傳統金融業未能及早轉型思維與資源布局，將難以承接這波人口紅利轉化的機會。此外，高齡世代的代際傳承也將成為資產管理與信託業務的重要場域，金融業應超前部署，協助家庭規劃財富轉移並降低代際衝突風險。

總結而言，銀髮人口紅利不僅是統計學上的人口現象，更是制度設計與經濟創新的新命題。金融業若能從長者角度出發，重新想像產品設計、顧客關係、風險管理與價值創造邏輯，將能啟動一場屬於熟齡經濟的新典範轉移。唯有擁抱高齡社會，才能釋放潛藏其中的巨大可能。

銀髮人口紅利也不應只是醫療與照護的成本壓力對話，更該是關於長者如何重返生活舞台、與年輕世代共構未來的希望工程。而金融業，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劑與推手。（作者為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授、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