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抬頭 歐盟價值搖擺？

歐盟是近年台灣最大的外國人直接投資來源，但過去我國對歐貿易與投資占比不高，除了地緣因素與語言文化生疏外，歐盟較為嚴格的勞動法規與金融管制亦構成阻礙。但自川普1.0啟動貿易戰、始料未及的疫情接踵而至，以及近期不確定性極高的川普2.0開展之後，使台商不得不在自身設廠與供應鏈來源議題耗費心思。

猶記2021年時任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親自致函，籲請我國政府為汽車產業提高晶片供給量，並希望向台積電傳達明確訊息一事，歷經3年，終使「歐積電」成真，台灣對歐投資開始出現大幅增長，這對於始終堅持為產業服務的金融業來說，自然是前所未有的機遇。然而，在論述這個機遇之前，或許我們可以探索這3年之間發生哪些關鍵事件與變化，以及機遇背後是否存在一些待商榷的議題。

討論歐盟的政策思維，我們一定要了解「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這個理念，它源自歐盟藉由東擴等計畫，對區域外國家提供實質經濟協助，以及加入歐盟市場的誘因，令其願意進行內部改革配合歐盟規範，進而達到各方面與歐盟一致的標準。後來經過延伸並法制化，呈現於一度可能成為「歐洲憲法」的《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 TEU），其中第2條即明文涵蓋「尊重人性尊嚴、自台灣銀行家2025.4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包括弱勢族群）等價值之上」，這是歐盟所有會員國共同信仰的價值。

以十年前（2014）歐盟所發布的貿易政策官方文件「貿易非僅為利益」（Trade for All）為例，可謂試圖發揮規範性權力的總結大成，其副標題為「朝更負責任的貿易與投資政策邁進」，其中強調「不只求利益更要為價值」（Will not only project our interests, but also our values），全文僅40頁但提及「價值」高達42次。上述歐盟理念與政策對於台歐互動影響仍待細緻研究，但我們難以否認，在拉近台歐關係的期待下，我國有很多經貿法治人權規範，的確是向前述歐洲標準看齊的。

歐盟在本世紀初面對接踵而來的貨幣同盟與成員東擴，一開始將重心置於內部單一市場擴張，也認為這樣即有助於各國市場與產業競爭力。但在中國大陸產業崛起且進行大規模海外併購之後，才開始重視強調歐盟層級的產業政策規劃。例如十年後的2024年，歐盟發布所謂「五大倡議」（Five Proposals），措辭與方向一改十年前的內容，包括強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入境審查機制、對外直接投資審查設計、出口管制、對軍民兩用產品的研發和安全保護，以及學術研究交流的安全性等等，顯示歐盟認知僅靠防衛措施不足以遏止頹勢，亟需具體可行計畫反守為攻。

現任負責綠色產業戰略的歐盟執委會專員TeresaRibera談及研議中的電動汽車補貼方案時，強調「考慮如何自泛歐角度解決問題才是明智的，也就是要如何推動取代國家層面的補貼措施」。兼以俄烏戰爭長期衝擊、川普再次上台以及歐盟許多成員國極右翼勢力崛起，對於前述法治、人權、反歧視，以至於綠能轉型等，規範性權力下傳播的普世價值與規範，所構成的挑戰與不確定，不免令人懷疑未來歐盟能否堅持規範性權力理念，及其對於部分自身成員國以至於其他國家的約束力與有效性。

國際貨幣基金研究報告（Ilyina et al. 2024）亦指出，2023年全球各國頒布超過2,500項產業政策，其中大多數由包括歐盟在內的先進經濟體推行，過去這常常是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藉由政府力量干預市場的批評。這些政策中持「保護本國產業」理由者占最大比重，其次是「應對氣候變化」和「強化供應鏈韌性」。明言出自「地緣政治考量」和「國家安全」動機者占比最小，卻可能隱藏在上述前3項或其他理由之中。例如歐盟的晶片法案與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自不能排除在環保減碳等價值元素包裝之下，另有供應鏈自主、經濟安全，甚至是藉由境內外差別待遇，對面臨強大外部競爭的歐洲產業予以保護。在這種情況下，近來歐盟所採行的措施，其實與川普「要免關稅就來美國投資」有類似之處。

以我們歷年對於國內上市櫃製造業的問卷調查為例，過去台商對於歐盟重大產業政策的反應，均遠低於美、中二國，同樣的，就地緣政經因素與經貿關係來說不難理解，然而狀況開始有了些顯著變化：﹝表1﹞所列為美、中、歐盟重大產業政策，而CBAM即將於2023年試行消息一出，立刻成為可與美國晶片法案抗衡的議題，使歐盟產業政策影響力不再屈居美、中之下，且其影響力甚至高出歐盟自己的晶片法案甚多，理由在於和以補貼為主的晶片法案相較，CBAM等於變相課徵碳稅。儘管我國對歐盟直接出口比重並不算高（2023年約8.5%，但對中國大陸與港澳則為35.2%），廠商直接銷貨歐盟者產品比重多在10%以下，卻有高達60.8%業者，回報其產品終端客戶銷貨至歐盟，要求供應鏈上下游必須遵循歐盟CBAM，因此要求該廠商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這表示以「規範性權力」包裝實為保護自身產業的歐盟政策效果被放大，但與十年前提倡價值的政策相較，這種實質內容朝自利傾斜的措施，能否被計入「規範性權力」效果，恐有待進一步討論。

在「歐積電」已然成真，半導體與製造業相關上中下游產業赴歐投資趨勢似已底定，我國除原以比利時為據點，由合庫、臺銀與土銀持股的台灣聯合銀行之外，合庫、輸出入銀行亦已赴捷克設置辦事處，未來其他金融同業亦可能考慮跟進。兼以歐盟去年發布「德拉吉報告」，痛陳歐盟競爭力缺失與建立資本市場同盟的迫切性，以及今年3月德國主要政黨在新國會尚未開議前，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規避憲法「債務煞車」限制，擴大基礎建設與國防投資支出已成定局，這樣的形勢是否能夠提供我國金融業一個發展機遇，是值得思考的。

然而在機遇背後，卻是同一時間美歐同盟已出現裂痕，且產業政策相互競爭下，歐盟極有可能探索與中國大陸方面進行和解。如歐中關係回暖使歐盟及其成員國經濟安全與去風險需要下降，則須注意是否將影響台歐間合作氛圍，提升我國目前在歐投入的不確定性。（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暨歐盟莫內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