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央行與成員國的財政角力

在健全的經濟體中，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如雙引擎般協同運作，共同促進經濟穩定與永續成長。簡言之，中央銀行透過調整利率與資金供給以穩定幣值、抑制通膨；政府則透過預算支出與稅收政策進行資源配置、推動產業轉型，並保障弱勢。兩者若配合得宜，經濟將更穩健發展，一旦制度設計不周，或面臨重大外部衝擊，兩者可能方向不一，甚至互相牴觸，削弱政策效力並加劇波動。

歐元區正是這類矛盾的典型案例。歐洲央行（ECB）擁有高度獨立性，負責整個歐元區的貨幣政策，包括利率調控與資金流動管理；但同時，各成員國仍保有各自的財政主權，可依本國經濟情勢與政治壓力，自行決定支出規模與舉債策略。

即便是尚未採用歐元的歐盟成員國，也難以完全擺脫歐洲央行政策的影響。當歐洲央行升息時，整個歐洲區域的資金成本同步上升，對於本已債務沉重、財政彈性有限的國家而言，更將面臨利息支出增加與融資環境惡化的雙重壓力。

這種「貨幣緊縮」與「財政寬鬆」政策方向相左的情況，往往削弱單一政策工具的效力，也引發市場對政策協調失衡的疑慮，增加債務風險預期。為了維持財政紀律，並確保歐元區整體的長期穩定，歐盟自1997年起即實施《穩定與成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作為約束成員國財政行為的基本規範。根據該公約，各國年度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而政府總債務則應控制在GDP的60%以內。這項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是防範個別國家財政失控導致市場信心動搖，進而波及整體歐元區的金融穩定，並藉此建立對歐盟經濟治理體系的信任基礎。

然而，自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加上隨後烏俄戰爭所引發的能源危機與全球性通膨壓力，歐洲經濟接連受到重大衝擊。在這種極端情境下，歐盟於同年3月首度啟動《穩定與成長公約》中的「一般逃生條款」（General Escape Clause），暫時中止對赤字與債務比率的限制，以賦予成員國更大的財政空間。透過這項機制，各國得以靈活調度財政資源，推動大規模公共支出，以強化醫療與防疫體系、提供社會補貼、穩定就業市場，並因應能源價格劇烈波動所帶來的經濟壓力。

在此政策框架下，歐洲多數國家陸續啟動前所未見的財政應急方案。這些支出短期內確實有助於穩定內需與民生信心，然而也導致整體政府債務水位大幅攀升。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最新資料，義大利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已超過140%，法國亦接近110%。在歐洲央行自2022年起接連升息、金融市場資金成本上升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利息支出迅速增加，成為各國公共財政的沉重負擔。若未來歐洲經濟復甦力道不足、成長動能趨緩，債務償還壓力勢將進一步擴大，屆時不僅恐危及個別國家的金融穩定，更可能再次引發歐元區層級的信任危機與市場動盪。

隨著疫情衝擊逐步消退，歐洲經濟緩慢回到成長軌道，歐盟也面臨一項艱鉅的政策抉擇：如何在維持經濟復甦動能的同時，重建具有約束力的財政紀律與監督制度。歐洲央行多次公開示警，指出若在利率逐步上升、貨幣政策收緊之際，仍有成員國大幅推行擴張性財政措施，恐將抵銷壓抑通膨的努力，並進一步助長所謂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換言之，部分國家可能仰賴歐盟內部的風險共擔機制而放鬆財政紀律，長期依賴舉債度日，最終將侵蝕整個歐元體系的信用基礎與制度穩定。

實際上，疫情過後，歐元區內部在財政與貨幣政策上的分歧日益擴大，加深了市場對區域整體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也實質提升了主權債務風險。以2023年為例，面對通膨壓力與能源價格飆升，法國政府推出一系列大規模補貼計畫，包括燃油補助、家庭能源援助與企業紓困，導致年度預算赤字升至GDP的4.7%。同年，義大利新政府則實施涵蓋減稅與擴增養老金支出的擴張性預算案，赤字預估突破GDP的5%。這兩大歐元區核心國家的財政表現均大幅偏離《穩定與成長公約》（SGP）所訂下的3%赤字上限，引發歐盟執行委員會與歐洲央行的高度關切。

對此，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於2023年底公開指出：若成員國在央行升息、試圖抑制通膨的關鍵時期，仍不加節制地擴張財政支出，將削弱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並加劇財政與貨幣政策間的結構性衝突。為避免貨幣政策效果遭抵銷，歐洲央行呼籲歐盟盡速建立兼具約束力與執行力的新一代財政規則，以提升制度韌性與政策協調。

作為歐元區最大經濟體，德國長期奉行「黑零原則」（Schwarze Null），強調預算平衡與不舉新債，視其為財政紀律與經濟穩定的根本。然而，2024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政府將原本用於疫情應對的特殊預算基金轉用於綠能與半導體發展，違反預算透明與法定程序，引發激烈政治爭議。此裁決重創由蕭茲總理領導的德國政府，迫使其重新編列預算。儘管面臨赤字擴大與債限壓力，德國仍選擇回歸財政紀律，宣布削減支出並凍結部分計畫，堅守中期財政穩健的方針，與法國、義大利持續擴張的財政政策形成鮮明對比。

在東歐地區，波蘭與匈牙利等新興成員國雖尚未全面採用歐元，卻高度依賴歐盟資金與產業鏈整合，在金融市場與政策傳導上也與歐元區形成深度連動。匈牙利央行因升息動作遲緩，曾遭質疑其決策受到奧班（Viktor Orbán）政府政治干預，損及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市場信任。波蘭則於2023年大選期間推出大規模社會福利方案，包括育兒補貼與提高退休金等，短期內雖穩定民意，卻推升財政赤字與債務壓力，使其政策路徑明顯偏離歐盟整體緊縮基調。

南歐方面，西班牙經濟復甦相對迅速，GDP成長率名列前茅，但長期結構性問題仍存，特別是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迫使政府持續透過財政補貼與公共投資維穩民生，導致財政壓力未見緩解。希臘則歷經多年撙節努力，雖勉力維持財政平衡，但經濟體質仍顯脆弱，債務再融資成本偏高，使其對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變動尤為敏感。在高利率環境下，希臘可運用的財政空間更加受限，顯現其面對貨幣緊縮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財政紀律嚴謹的波羅的海國家，如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對部分成員國長期赤字過高深感不滿，主張應嚴格執行財政規則，以維護歐元區治理的公平性與制度信任。這些國家警告，若放任部分國家無限超支、逃避監督，恐重演歐債危機，引發區域性金融動盪與制度風險。

這些區域間的政策分歧，也使歐洲央行在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時陷入兩難。為回應這項治理難題，歐盟於2024年正式啟動《穩定與成長公約》的結構性改革，目的是重塑財政紀律的適用邏輯，打造一套更具彈性、透明且可持續的財政監管體系。此次改革的核心可歸納為三大要點：中期財政規劃路徑、結構性改革配套條件，以及歐盟執委會監督與執行力的強化。

首先，在制度設計上，各成員國須提出為期4至7年的「中期財政路徑計畫」，明確規劃未來支出增長與債務調整方向，並具體說明政策目標與執行時程。此番改革已由過往著重「赤字3%、債務60%」的硬性門檻，轉向以「債務可持續性」為核心，透過實質債務比下降與淨支出增幅控制，評估財政健康程度，並允許因地制宜、採行差異化策略。

其次，若成員國的財政計畫納入具體「結構性改革」，如勞動市場調整、能源轉型、數位建設或社會支出優化，則可獲得更長的調整期程與較寬鬆的支出限制。這項誘因設計，反映歐盟從單一財政緊縮目標，轉向強調長期競爭力與經濟韌性相結合的政策協同邏輯。

第三，改革同步強化監督與執行機制。歐盟執委會將審查各國財政路徑計畫，經歐洲理事會通過後即具法律效力。如未依計畫執行，將啟動預警與修正機制，情節重大者將進入「過度赤字程序」，並可能面臨罰則，以強化制度約束力與公平性。

總體而言，這場改革不僅回應歐債危機與疫情期間的財政挑戰，也象徵歐盟在治理思維上的轉型：從「僵化門檻」邁向「彈性調適」，在維持財政紀律的同時，兼顧各國推動改革與因應風險的不確定性需求，為未來深化經濟整合奠定制度韌性基礎。（作者為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暨財務金融學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