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仄時代的叛逆靈魂──張我軍

張我軍出生於現今新北市板橋區，1921年、他服務於新高銀行（第一銀行前身）時，奉令搭乘戎克船從台灣前往廈門新設立的分行履新；當船隻越過台灣海峽，他隔著翻湧的波濤望向廈門鼓浪嶼時，一定料想不到這趟旅程將徹底改變他的人生：不久後，他掀起台灣文學界「新舊文學論戰」的巨浪，同時，他更帶著已有媒妁之言的湖北女孩羅心鄉，不顧一切地跑到台灣，兩個年輕人以自由戀愛的勇氣對抗當時封建桎梏。

在1920年代，張我軍是文化界引領風騷的知識分子，人在北京，心在台灣，儼然是新文化的旗手；1946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從北京返台的張我軍並未像當時同樣旅居北京、被喻為「台灣四劍客」的連震東、洪炎秋等人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他選擇了最沉寂的道路，在合作金庫研究室裡精彩一生。

回到1920年，在新高銀行廈門鼓浪嶼分行任職的張我軍，工作餘暇便前往廈門同文書院學習漢文，徹底影響他後來思維轉變。同文書院是清末新式學校的代表，由美國發起，主要是傳授中國年輕學子最新的科學、數學、政治及商學等西方知識。張我軍在此開啟在台灣未曾見過的世面，更呼吸到中國五四運動後，席捲中國知識界的新鮮空氣。

新高銀行是由當時大稻埕富商李春生孫、當時公認的帥哥李延禧成立，為了配合日本經略中國福建的計畫，海外兩個據點都在福建：一個在福州，另一個就是張我軍服務的廈門分行，隨著一戰後經濟景氣反轉，廈門分行也就歇業了。拿到遣散費的張我軍沒有回到故鄉，反而一路北上，抵達當時許多台灣年輕人聚集地──上海，參加「上海台灣青年會」。

「上海台灣青年會」是一群在上海念書的台灣年輕人成立的組織，深具理想性格，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相當不滿。張我軍12月抵達，隔月便一同聲援前一年發生、由霧峰林獻堂所倡議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這場倡議是日本時代台灣人民族意識的覺醒，由台灣士紳和留學生在東京陳情要求成立台灣人自己的議會，沒想到卻導致台灣總督府在全台大搜捕（一般稱「治警事件」），當時受到新思想啟迪的張我軍亦一同發言譴責總督府的暴行。

張我軍待在上海時間只有4個月，他一心嚮往五四運動後北京（時稱「北平」）的自由學術風氣，就搭船前往北京；相較於家鄉殖民統治的鬱悶，這裡有著魯迅、周作人、胡適等當代自由派文人在這塊土地上競放。而白話文創作更已風行多年，張我軍如同鳥兒入林，在這裡，可說是他一生最為旺盛的創作時期，也是最為精彩的人生篇章。

在北京，已經有新思想、新眼界的張我軍做了二件大事。第一件，他啟動了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第二件，就是娶了他學校裡愛慕的羅心鄉。

第一件大事是張我軍寫了一篇〈給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投稿蔣渭水等人創辦的《台灣民報》，正式向台灣舊文學宣戰；所謂的舊文學就是台灣傳統讀書人吟哦弄詩、相互結成大小詩社，彼此以作古典詩詞為樂。已吸收新文學思想的張我軍自然看不慣這股腐朽之氣，他在文中非常不客氣地說：「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

這般用字遣詞引起舊時文人不滿，紛紛回文抨擊張我軍等新一代知識青年數典忘祖。但張我軍毫無顧忌，陸續再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等；他認為，文學就是要用中國的白話文來呈現，才能彰顯其文學價值。此後，張我軍陸續在《台灣民報》引進中國新作家的白話文作品，給當時以舊文學為主流、甚至為殖民政府唱和的文壇注入新氣象。若說胡適之為中國文學界開啟了白話文運動，那張我軍就是「台灣的胡適之」了。

作為白話文倡議者，張我軍自然也是要身體力行創作，這就要談到他在北京的第二件大事──追求他的戀人羅心鄉。為了追求她，張我軍寫了數十幾首白話文情詩，最後收成《亂都之戀》詩集，這是台灣文壇第一本全白話文詩作；內容充滿了對羅心鄉的思慕、苦戀與掙扎，之所以稱北京為「亂都」，是因為彼時軍閥交戰，時局動盪不安。

《亂都之戀》訴說著早些時候張我軍因為需要返台，卻與羅心鄉離情依依之景：

「亂鬨鬨的北京依舊給漫天的灰霧罩著我大清早就督著行李衝了雜沓的喧囂冒了迷濛的灰霧獨向將載我走的車中去……火車縱無情火車縱萬能也載不了我的靈魂兒回去我已經把他寄在這裡了」

羅心鄉出身傳統家庭，其長輩不贊同她嫁給台灣人，打算將她另嫁他人。人在台灣的張我軍渾然不知，幸好在北京的好友洪炎秋告知他這消息，張我軍緊急前往北京，兩人商議後都認為已無可能說服長輩，崇尚自由戀愛的張我軍決定帶著戀人跑了。據說，由於決定太匆促，女主角來不及換下學校制服，兩人便一路往南，先在廈門領了結婚證，再坐船回台灣，最後在台北著名的酒樓「江山樓」結婚，由林獻堂證婚。

受到新自由風氣薰陶的張我軍在文學上高舉白話文大旗，對抗舊文人；在感情上，則以自由戀愛逃離原本的媒妁之言。可以說，張我軍性格中的叛逆因子在文學、在婚姻都展露無遺。

這樣不屈服於現實的個性，更體現在他面對故鄉時的徬徨心理。一方面，他亟欲離開保守、退步的故鄉，心裡渴望著京都大城市的繁華；但到了北京後，卻又無時無刻不思戀著家鄉，他的另一首詩〈沉寂〉寫著：

「在這十丈風塵的京華當這大好的春光裡一個T島的青年在戀他的故鄉……」

可見他想改變守舊的故鄉、為故鄉引入新潮的思想，更因為心態急切，所以常有恨鐵不成鋼的心情，如他曾發表〈危哉的台灣前途〉，與蔣渭水為台灣診病的〈台灣診斷書〉，都是對台灣當時落後與保守的針砭之作。

婚後旅居北京的張我軍任教於多所大學，且因為日文底子深厚，陸續翻譯了日本文學界、哲學界的著作，在北京文壇上扮演著引入日本新知識的角色；同時，在日文教育上更是著作等身，對當時日文的教學方法貢獻極大。

戰後，張我軍回到台灣，初期任職於政府單位和台灣省茶業公會，不久後進入合作金庫銀行研究室擔任研究員，並擔任《合作界》雜誌創刊主編，此時他依舊秉持著理想性格，為了要增進更多調查性文章，他親自走訪了全台13個信用合作社，並寫成了「城市信用合作社巡禮雜筆」，為當時的信合社留下歷史紀錄。

有趣的是，張我軍擔任研究室主任時，適逢合庫組成全國第一個金融行庫棒球隊，由張我軍擔任棒球部部長及領隊，為此，張我軍還為合庫棒球隊隊歌作詞：「合作健兒，合作健兒，發揮你蜂蟻般合作精神。奮鬥吧！合作金庫隊……」激昂的歌聲伴隨著合庫球員南征北伐，響破了當時窒悶的時空。

在合庫棒球隊引領下，公股行庫也紛紛跟進成立棒球隊，包括臺銀、土銀、一銀、華南、彰銀，當時六行庫的棒球對抗賽是台灣棒壇盛事，但因為球隊如雨後春筍冒出，一時之間陷入棒球人才荒，此時身兼領隊的張我軍為了留住優秀球員，出賽時不僅對球員噓寒問暖，還會煮好料餵飽小將，當他得知其他球隊的球員表現好，更會前往一探虛實，為合庫挖角，這也算是戰後台灣第一代的「球探」吧！

張我軍善飲喜飲，特別喜歡白高粱，最後他肝癌過世，不知是否與此有關。另外一則小故事，前中央銀行總裁許遠東亦是張我軍好友，張我軍在病重時拿出他代表著作《亂都之戀》送給許遠東，說有遺言書寫於此，張我軍離世時，許遠東、龍瑛宗陪伴他最後一程。

在台灣新文學繁榮的年代，除了張我軍之外，還有多位出身金融業的作家，如臺灣銀行龍瑛宗（後轉往合庫）、華南銀行鄭清文、彰化銀行張文環等，都為台灣文學界留下精彩篇章。

張我軍一生，以新高銀行小職員起始，以合庫研究室主任告終；人生壯年時雖停駐在華北土地，實是心懸台灣、心痛台灣。可惜他在合庫時期的相關文物已佚失，否則為其設館紀念亦是美事一樁。（作者為《台灣銀行家》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