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麼幸福的神祕國度──尼泊爾

提到尼泊爾，多數人首先想到的應該是喜馬拉雅山，或是跟鄰近的不丹搞混，都是印象中的幸福國度。的確，根據聯合國在今年3月發布的「2025全球幸福報告」，尼泊爾位居南亞首位。只不過尼泊爾似乎沒想像中幸福，日前因為反政府示威活動，還躍上國際各大新聞媒體的頭條版面。此番暴動成因，固然為政府禁用社群媒體所致，但實際上尼泊爾近年經濟成長趨緩，民眾在飽受高失業、高通膨折磨之同時，產業與貿易又高度依賴印中兩大亞洲區域強權。政府對此困境始終未能提出有效對策，讓年輕族群對前景感到無助絕望，也許才是釀成此次暴動的最根本原因。

坦白說，觀察尼泊爾經濟成長率表現，跟鄰近南亞諸國相比雖不突出，但至少還算差強人意。尤其在2023年時因通膨過高、國內需求不振，經濟一度陷入衰退危機，所幸近兩年稍有起色，若無暴動干擾理應尚有4%以上的成績。然而，當地民眾顯然沒有感受到總體經濟成長的好處，從通膨與失業數據即可一窺端倪。人民長期處於求職難、生活成本高昂的環境，不滿情緒勢必持續積累，社會壓力一旦找到宣泄出口，自然就一發不可收拾。

特別是物價問題，COVID19疫情後，在2023年通膨一度飆破7%。惟近兩年當亞洲新興市場通貨膨脹率逐漸回落2%到3%區間之際，尼泊爾卻仍屬於超過5%的高通膨國家。最主要原因在於尼泊爾的民生物資如石油、糧食，高達6成從印度進口，而印度近年通膨也多在4%以上，對尼泊爾政府控制物價構成嚴峻挑戰。

另一方面，尼泊爾不僅資源多靠進口，再加上地理環境條件相對欠佳，本身缺乏工業與交通基礎設施，使得產業發展受到極大限制，自己幾乎沒有製造業。只有少數的紡織業者出口成衣、地毯賺取外匯，但近來卻又遭遇印度崛起的強力競爭，以及歐洲市場逐漸飽和等不利因素。尼泊爾有8成國民從事農業工作，不幸的是境內山巒遍布，真正適合農耕土地僅占國土面積的2成，農業生產無法完全吸收就業人口，造成尼泊爾失業率長期超過10%，居高不下，甚至15至29歲的青年失業率還逼近20%，埋下了此次暴動的導火線。

失業問題嚴重，迫使大批尼泊爾人出國打工，現階段海外所得匯款占比已名列全球前5。在疫情前的2019年，移工匯款占GDP比率不過25%，如今占比已經攀升到三分之一。尼泊爾年輕人在國內找不到就業機會，只好被迫離鄉背井，多數前往中東國家如卡達、科威特，從事吃力又危險的最底層勞力工作，像是建築營造工人，靠著異鄉打工賺取血汗錢支撐家庭所需。移工日常生活苦悶，只能透過網路社群聯繫家人獲得慰藉，但社群平台禁令一出，若干程度也切斷了移工與家人的連結。尼泊爾政府此舉無異於官逼民反，為一吐長年以來的心中悶氣，走上街頭似乎也就成為必然。

然而，尼泊爾經濟倒也不是如此乏善可陳，例如近些年積極推動的旅遊產業，應屬尼泊爾少數值得一提之亮點。根據尼泊爾官方統計，2024年入境遊客人數達114萬人次，旅遊活動產值創下823億盧比佳績、GDP占比約6.6%，較2023年成長逾3成；旅遊業就業比重更超過10%，堪稱勞動市場的重要支柱。尤其是毗鄰喜馬拉雅帶來的「登山經濟」，對於登山客而言，從支付攀登許可證，到雇用當地嚮導及搬運工、租賃設備，乃至於當地住宿、餐飲、交通等服務，皆為尼泊爾帶來外匯收入及創造就業機會。除此之外，首都加德滿都名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位於南部靠近印度邊境的藍毗尼（Lumbini），更是佛陀釋迦牟尼的誕生地，吸引不少佛教徒不遠千里前去朝聖。譬如尼泊爾就嘗試以藍毗尼為核心，包裝成佛教聖地朝聖之旅，並且把中國遊客視為重點爭取對象。

從這個例子即可看出，尼泊爾政府並非完全沒想過要擺脫印度的依賴，藉以突破經濟發展困境，惟其作法乃是利用中國取代印度，嘗試在印中之間尋求平衡以獲取最大利益。其實從地理位置來看，尼泊爾跟印度關係比跟中國緊密毫不意外，相較於北邊有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橫跨於中國邊境，南邊比鄰印度地勢相對平坦。因此，自古以來尼泊爾不只經貿依賴印度，兩國文化、宗教幾乎融為一體，比如8成以上人口信奉印度教，即便釋迦牟尼誕生於此地。也因為如此，印度一直企圖干預尼泊爾政治局勢，像是2015年印度聲稱尼泊爾新憲法具有爭議而封鎖兩國邊界，釀成嚴重的能源短缺，令剛經歷大地震的尼泊爾雪上加霜。這也造成尼泊爾政壇，只要強調挺身對抗印度，往往就能從中累積政治資本。

相對地，中國似乎是一個比印度好相處的鄰居，因暴動而黯然下台的總理奧利（Sharma Oli）即以鮮明的親中立場而聞名。尼泊爾早在2017年就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倡議相關合作協議，2019年再升級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期望藉此提升乏善可陳的基礎建設水準。從鐵公路交通廊道、水力發電設備到2023年啟用的博卡拉（Pokhara）國際機場，背後其實都有中國的影子，甚至中國正打算興建一條高速鐵路，由西藏日喀則貫穿喜馬拉雅山直達加德滿都。目前中國占外國投資比率超過4成，為現階段尼泊爾最大外資來源國。

只不過中國提供外援資金，絕非為了鞏固「跨越喜馬拉雅山的友誼」，終究是自身利益盤算多過於尼泊爾需求，其現實考量至少有二：其一為印中地緣政治競爭，尼泊爾夾在中間，使其注定是地緣政治的關鍵節點，在親印與親中之間來回擺盪，彷彿已經成為宿命。而中國面對印度崛起，必然試圖加強拉攏南亞諸國，以維持亞洲區域霸主地位。故尼泊爾若能「脫印親中」，即可將喜馬拉雅山脈中心地區跟西藏甚至是雲南、緬北串聯起來，地質上相互連結的亞洲高地就可望盡為北京所控制，應當更有助於中國跟印度競逐區域領導權。

其二為西藏問題，避免西藏分裂勢力以尼泊爾為根據地，甚或尼泊爾當局亦可協助北京打壓藏獨團體，從而穩定中國西南邊疆情勢。事實上從1959年中國併吞西藏後，成千上萬藏人倉皇出逃，但尼泊爾政府卻配合中國，非但不給予難民身分文件，還下令關閉西藏流亡機構於加德滿都之辦事處，並嚴格限制當地藏人從事任何政治活動，連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聚會亦禁止舉辦。此外，中國也利用藍毗尼提高尼泊爾在佛教的地位，一方面降低印度重要性，另一方面在活佛轉世議題上擴大尼泊爾話語權，讓北京屬意人選更有機會出線。而尼泊爾則是把難民和轉世議題，作為跟中國討價還價之籌碼，藉此索求更多利益回報。

尼泊爾雖試圖於印中地緣政治的博弈中擴大生存空間，惟從結果看來似乎不太成功。尼泊爾期望利用中國挹注資源擺脫印度的控制，惟北京畢竟自有盤算，況且中國經濟也自身難保，大撒幣策略恐無以為繼，「一帶一路」潛藏問題正一一浮現。而另一強權印度依舊緊緊掐住尼泊爾的經濟命脈，民生困境始終未獲顯著改善，底層民眾的相關剝奪感不斷加劇，執政當局最後更因社群平台監管失當而遭到街頭運動推翻。（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