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海嘯與2020年疫情，讓全球主要央行走上一條前所未見的道路。危機發生後，聯準會（Fed）透過幾輪量化寬鬆（QE）大舉買進美國公債與房貸抵押證券（MBS）；日本銀行（BOJ）在2013年黑田東彥主導下推出「量化與質化寬鬆」，除了購買國債，更進一步買進ETF與J-REITs。兩大央行不約而同成為金融市場的重要買家。這些非常時期的政策，成功穩定金融市場，也避免經濟陷入更深衰退。然而，QE並非沒有代價。Fed大量購債，使銀行體系從過去的「準備金稀缺制度」轉變為「充裕準備金制度」，市場流動性越來越依賴央行供應；
印度與印尼兩個新興市場，在2026年遭遇地緣政治與貨幣緊縮的逆流，雙雙對金融市場發出危險信號。
杜拜模式的核心建立在外來高流動性資金上；當安全不復存在，富豪與資本迅速轉移至其他替代市場，考驗這座沙漠綠洲的韌性。
當AI深入決策底層，公司治理的規則悄然改變。董事會真正要治理的，不再只是管理團隊，而是管理團隊與AI共同形成的決策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