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案敲響人權盲點與供應鏈政治

2025年9月下旬，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CBP）對台灣自行車龍頭巨大集團發布暫扣令（Withhold Release Order, WRO），理由為供應鏈疑涉強迫勞動。這項命令使捷安特品牌占年營收4%至5%左右的產品和零組件無法輸入美國市場，引發同業市場的震撼。這場企業危機事件表面上看是一場「企業勞動法遵」風波，深層看來，它是全球政治、產業鏈治理與ESG制度演化交錯的縮影，不僅測試了巨大集團的企業治理韌性與危機管理，也揭露台灣產業在跨國經營中的結構性問題。

美國CBP的暫扣令雖是勞權執法，實則也反映出中美貿易緊張背景下，美國對供應鏈安全與人權標準的戰略性運用。美國自2021年起強化《禁止強迫勞動法》（UFLPA），其適用對象不僅限於新疆相關產品，而是逐步擴大至全球供應鏈。巨大不只是出口商，更是美國供應鏈要角。CBP暫扣令揭示，美方將人權標準視為供應鏈政治的延伸，藉此對台灣等外部供應商進行治理壓力監管。

對台灣企業而言，這反映出「政治風險」的新型態，也就是合規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Compliance）。在美中競爭與地緣經濟重組的格局下，美國不僅以關稅、補貼作為政策工具，也會透過人權、環保、數據等規範設定，塑造新一輪的全球產業鏈秩序。對美國市場高出口企業，需認清處於「政策高敏感帶」，必須將自身視為國際法規生態一環，而非單純的貿易行為。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定義，強迫勞動可由12項指標判定，其中包括「過度加班」、「扣留工資」、「限制行動自由」、「以債務形式強迫工作」等。CBP指稱巨大集團在外籍移工聘雇上，存在「過度加班與仲介費支付」等疑慮，這並非單獨個案，也是許多台灣製造業的普遍結構。

台灣外籍勞工制度長期仰賴仲介體系。根據NGO調查，多數移工須負擔高額仲介費與服務費，甚至為此舉債。這種「抵債式就業」在國際標準中，被視為「潛在強迫勞動」。巨大集團雖於2025年初宣布推行「零付費政策」，即採取公司為新進移工全額支付仲介費、服務費與政府規費的政策，代表公司早已意識到公平招募原則的問題。

自行車產業近年競爭激烈，成本壓力會推動廠商透過外包、短期契約或利用派遣降低人事成本。若管理重心偏向生產效率與交期，對勞動條件與招募成本的長期治理投入就可能不足，導致制度性風險累積並在外部檢視下爆發出來。2025年2月間，法國媒體《世界外交》（Le Monde Diplomatique）報導指出，他們發現台灣自行車行業存在國際勞工組織標準所判定的「強迫勞動指標」。例如負債勞動（Debt Bondage）、扣押護照、惡劣居住條件、拖欠薪資，以及威脅恐嚇等行為在業界已屬常見現象。

報告進一步指出，台灣自行車產業普遍存在移工支付不合理仲介費、用工環境惡劣及居住設施不足等問題，還指涉台灣的汽車零組件與電子產業亦涉及相關爭議。事實上，根據該記者的調查報告而開啟CBP審查的，巨大並不是台灣的第一家，而是第三家，亦即台灣企業仍有未爆彈。雖然巨大承諾由公司全額吸收招募與安置成本，這項補救舉措也凸顯先前制度下的強迫勞動現實。

這並非亞洲自行車行業首次被指控涉及勞工剝削問題。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於2023年底揭露Shimano的馬來西亞供應商Kwang Li涉嫌虐待勞工。消息曝光後，Shimano隨即展開調查。

企業層面的善意改革，若未搭配政策層面的制度更新，仍可能淪為「事後合規」。亦即，若整體法規如《就業服務法》仍容許收取仲介費，即使單一企業改革，也難以形成整體產業的低風險供應鏈。因此，巨大事件顯示的是外籍勞工治理的制度困境，企業個別努力尚無法替代國家層級的制度補救。

美國的WRO制度與歐盟的《企業永續盡職調查指令》（CSDDD）可視為兩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前者以「禁止進口」為懲罰後果，後者以「盡職調查義務」為程序要求。兩者共同點在於：人權治理不再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附帶產物，而是市場准入的門檻。

根據歐盟CSDDD的法規，企業必須定期進行風險盤點、供應鏈架構、申訴機制建置與補救行動。違反者除面臨罰金外，還可能被禁止參與公共採購。巨大事件若發生在歐盟市場，其法律風險將更為嚴重。因此，台灣企業面臨的挑戰不僅是「違法與否」，而是「在制度性上的合規能力」。

巨大雖迅速宣布啟動「稽核供應鏈」、「強化宿舍管理」、「零仲介費」等一連串改善措施，但若未建立制度化的風險評估、稽核與追蹤體系，其改善效果仍易流於短期反應。對跨國際企業來說，ESG不只是形象裝飾，而是企業治理架構的落實，若企業永續治理與營運決策分離，則將難以抵抗國際上實質監管的壓力。

這場危機的轉機，需要董事會層級的長期監督、透明的第三方驗證，以及政府修法建立制度的協力改革。巨大案是企業治理升級的警鐘，也是政府政策調整的契機。唯有共同建立透明、可稽核的人權治理架構，台灣產業才能從「法遵」走向「信任」，在全球永續競爭中站穩腳跟。（作者為中華獨立董事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