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富不過三代 全球家企大轉型

過往，地緣政治危機爆發，油價飆升往往是經濟運行被破壞的先兆，隨著中東戰事出現，布蘭特原油價格看似疲軟，但已開始啟動上下波動的跳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亞洲天然氣價格幾乎翻了一倍，逼得歐亞政府、企業和家戶單位坐立難安，深怕電力價格劇烈波動打亂一切。另一方面，債券市場殖利率飆升，則預示著通膨擔憂躲也躲不了。事實上，中東衝突蔓延已經超過了大多數人的預期，現在的衝突時間越長，對全球供應鏈的破壞就越大。

過去幾個星期中東局勢動盪不安，讓那些就算已經習慣川普變來變去的企業決策者更加坐立難安。然而，除了這場衝突帶來的死亡和破壞悲劇之外，衝擊更深刻影響全球商業的運作，同時引發大家心頭的疑問：市場的反應是否已經足夠充分？全球企業的決策又該如何是好？

看過華爾街電影的人對下面的場景肯定不陌生：過往，電影中的律師或顧問和客戶對談時，最喜歡問客戶：「貴公司對成功的定義是什麼？」但隨著中東戰火進入白熱化，他們彼此的對話已經變得更加殘酷：「貴公司對失敗的定義是什麼？你們想為此做出什麼改變？」沒錯，企業的商業模式轉變已經兵臨城下，到了不得不認真思考的階段，尤其是家族企業。

事實上，家族企業從來不是經濟配角，而是資本主義的主戰場。據麥肯錫統計，家族企業占全球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二，貢獻了同樣比例的GDP。但最近幾年，亞洲的家族企業開始面臨險峻挑戰，以日本為例，隨著人口老化加速、繼承稅居高不下，以及年輕世代普遍不想承接家業，傳統以世代傳承為榮的日本中小企業主，正被迫面對一個昔日被視為禁忌的選項──把公司賣給私募基金。

台灣的情況同樣迫在眉睫，根據台灣董事學會公布的《2025華人家族企業關鍵報告》顯示，2012至2025年間，經歷2023關鍵「死亡交叉年」後，家族企業在台股市值占比從64％下降至32％，等同「腰斬一半」。更值得警惕的是，家族企業整體成長速度僅為市場二分之一；在股東總報酬（TSR）分析中，有43％、522家家族企業資本利得與股利回饋雙雙落後於市場，其中，「老家族」企業族群落後的情況特別嚴重。

按道理，家族企業擁有兩大護城河：其一是深厚的社會資本，話說信任與人脈如同傳家寶。在制度尚不健全的發展中市場，家族名望是信貸與交易的敲門磚，這也解釋了為何印度或東南亞常見跨產業的龐大財閥。其二是跨世代的抗壓性，繼承者往往不會以季度為念，而以世代為考量。這種保守主義雖可能阻礙研發，卻使其在金融海嘯或疫情等動盪期，憑藉低債務與高現金儲備存活，並展現更強的韌性。

那為什麼現在會開始面臨威脅？首先，全球正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交棒潮，從戰後嬰兒潮到第一代民營企業創業者，皆面臨著「富不過三代」的終極考驗，它們面臨的不僅是人才選拔難題（如巴菲特戲稱這像在奧運冠軍後代中選拔國手），更面臨缺乏子嗣或接班意願低落。調查顯示，美國營收逾10億美元的家族企業中，不到三分之一預計下一任CEO仍由家族成員出任。

隨著管理權移交專業經理人，甚至股權因稅務或個人意志而售予私募股權基金或競爭對手，傳統的家族王朝正逐漸制度化或消亡。這場全球性的權力交接若處理不當，恐將引發連鎖性的經濟動盪。家族企業的未來，將取決於怎麼在傳統的情感紐帶與現代的治理紀律之間，找到一個脆弱的平衡點。

除了內憂，還有外患。在全球化退潮與供應鏈撕裂的背景下，家族企業確實迎來了史上最沉重的轉型壓力。姑且不論全球化時代，那種依靠單一產地獲利的模式是不是已經瓦解，企業光是應付那種在不同區域建立備援系統（中國＋1），甚至從「效率導向」轉向「安全導向」就很不容易，更別提利潤被迫削減和家族在資源分配上重新布局。

平心而論，今天的轉型已非選項而是必需，甚至是生存戰，面對著如碳關稅與ESG的勢在必行，家族企業若守著老舊設備與黑箱管理，不但沒有辦法融入數位化的碎片供應鏈，各種「被迫轉型」的壓力，還會讓缺乏技術儲備的傳統家族感到力不從心。更讓人頭痛的是，隨著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內部接班的裂痕非常容易被放大，所謂的可以同甘、不能共苦最是諷刺，兩代人若對「轉型資金投入」無法達成共識，不但家族內耗在所難免，接班斷層更是難以避免。

而真正讓家族企業汗流浹背的就是AI浪潮撲面而來，按照今年年初，資誠（PwC）在「家族辦公室2026春節策略論壇」中指出，全球有61%的家族企業視生成式AI為成長機會，台灣卻僅13%，落後幅度明顯，顯示企業主對科技轉型普遍保守，未來競爭力恐遭邊緣化。

尤有甚者，許多家族企業缺乏公司化治理，決策高度依賴的是創始人直覺。但在現在的這個市場中，單靠「人脈」已不足以應對貿易壁壘，若不從「人治」轉向「法治」並建立家族憲章，企業非常可能在動盪中不小心就一下子崩盤。因此，家族企業不妨把轉型壓力當作「第二次創業」，唯有將供應鏈的「在地化韌性」與治理的「專業化升級」結合，才能在不確定的時代裡保住基業。（作者為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美國康乃爾大學財務金融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