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2026年6月

雲端上的戰火與AI主權

林瑞嘉

2026年3月,伊朗反擊行動中的無人機,擊中了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AWS)位於阿聯酋與巴林的資料中心。這是史上第一次超大型雲端基礎設施(Hyperscalers)成為動能武器直接攻擊的目標,造成海灣地區多處重要銀行、支付平台與企業系統中斷,也讓全球金融監理機構真正意識到:「雲端」是高度實體化的戰略基礎設施。它有真實的土地、電力、冷卻系統、海底電纜與GPU叢集,同樣會受到地緣政治、戰爭與國家安全風險的直接衝擊。而這起事件真正重要的地方,並不只是某個資料中心受損,而是它宣告了一件事:過去20年銀行業所相信的「全球化科技基礎設施」正出現裂痕。

過去金融業相信,只要將系統全面上雲端,就能獲得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與更強韌性。然而,當全球金融體系越依賴少數Hyperscalers,金融穩定本身也開始被重新定義。未來金融體系真正的脆弱點,可能不再只是資本適足與信用風險,而是模型、算力與雲端基礎設施。換句話說,金融業正從「數位轉型」走向更深層的競爭:AI主權(AI Sovereignty)。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於2025年推出的「數位營運韌性法案」(Digital Operational Resilience Act, DORA),已適用於歐盟約2萬家金融機構。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典範轉移,因為它意味著金融監理的核心,正從「金融資本」逐漸延伸至「科技基礎設施」。

DORA的第一項核心支柱,是ICT風險管理(ICT Risk Management)。其真正重要之處,在於它正式要求董事會必須對數位韌性負責。董事會必須主動審議ICT風險管理策略並審視事故報告。而這點,正好與全球金融業導入生成式AI與AI代理的趨勢高度重疊。因為AI時代下,銀行核心營運越來越建立在即時授信模型、AI法遵系統、詐欺偵測、自動化風控之上。未來銀行真正的風險是:「AI是否會成為新的系統性風險來源?」

DORA的第二項支柱,是重大事件通報(Incident Reporting)。其要求金融機構在重大ICT事件發生後,必須於4至24小時內完成初步通報。這背後所反映的,其實是金融風險傳播速度的改變,一次AI模型錯誤、支付系統異常或雲端中斷,就可能在數小時內造成跨機構連鎖反應。2026年3月AWS中東資料中心遭襲事件印證了高度雲端化環境下,金融基礎設施受損將瞬間轉化為跨機構系統性風險,通報機制的目的就在於縮短風險感知與集體行動的時差。

DORA的第三項支柱,是數位韌性測試。其中包括漏洞掃描、災難復原與威脅導向滲透測試(LPT)。這代表金融業開始從傳統資安管理,進入更高層級的「數位戰備」思維。過去銀行測試的是備援系統是否正常、資料庫是否能復原;但未來銀行開始測試的是如果Hyperscalers中斷該如何因應;如果AI模型遭污染或AI Agent自主決策異常該怎麼辦?換句話說,金融機構開始被要求具備「在不正常環境下持續營運」的能力。

DORA最值得深思的地方,其實是第四項支柱,即第三方風險管理。DORA已開始將AWS、Azure、Google Cloud等Hyperscalers視為金融體系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極大的轉變。因為這代表當科技供應商已成為金融命脈,它們就不再只是IT廠商。某種程度上,它們甚至開始扮演「數位中央銀行」(金融穩定)的角色。過去銀行依賴中央銀行提供流動性;未來銀行則依賴Hyperscalers提供算力與運算存活能力。這也是為何DORA特別要求金融機構建立「應變計畫」(Exit Strategy)。而這背後真正反映的,其實是全球金融業對地緣政治與科技依賴風險的焦慮,這也是AI主權開始成為各國金融戰略核心的原因。

DORA最後一項支柱,是資訊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其核心邏輯在於:AI與數位時代下,金融機構已不可能單靠自身抵禦系統性數位風險。因此,歐洲開始鼓勵金融機構共享網路威脅情資、AI漏洞與營運事故。因為未來若大型支付、清算或AI基礎設施遭攻擊,影響的不再只是單一銀行,而是整體金融穩定。這代表金融業治理邏輯正在改變。過去銀行彼此競爭,但未來金融體系需要「共同防禦」。

在這樣的全球背景下,台灣近期由金管會指導啟動的「金融大語言模型」(FinLLM)專案,目前由16家金融機構共同參與,其實具有更深層的戰略意義。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金融業導入生成式AI;但若從DORA與AI主權角度來看,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於:台灣金融業首次開始建立自己的AI基礎設施。其核心目標是建立具有台灣金融法規理解與推論能力、金融風控邏輯,以及可監理的AI架構。這其實與DORA五大支柱形成高度呼應。

首先,在ICT風險管理上,FinLLM代表台灣金融業開始重新掌握模型治理權(Model Governance)。當金融機構開始建立自己的金融語言與模型能力時,就不再完全依賴海外通用模型,這有助於降低法規誤判與黑箱模型風險。其次,在第三方風險管理上,FinLLM其實也是一種降低Hyperscalers與外部模型依賴的戰略。因為當核心金融AI能力完全掌握在境外平台手中時,本質上便形成新的數位主權風險。而更重要的是,FinLLM並不是單一銀行的AI專案,而是少數跨機構、跨金控的大型AI協作計畫。這與DORA所強調的「共同防禦」精神高度一致。這背後其實透露一個重要訊號:未來金融AI的競爭,不只是單一銀行的競爭,而是整體金融體系AI韌性的競爭。

相較於金融技術的迭代,目前台灣金融業於公司治理層所面臨的核心命題在於:AI治理制度(AI Governance)能否與技術應用同步到位。從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的監督職責來看,金融機構必須將AI管理提升至策略層級,具體落實以下三大防線:

(1)建立金融AI風險管理框架:確保AI決策流程符合倫理(如:公平、不可歧視、隱私保護)、可解釋性並符合監管期待。

(2)導入AI模型壓力測試與完善稽核體系:模擬模型失效或極端數據情境下的應變能力。並針對演算法偏差與數據完整性建立獨立查核機制。

(3)強化AI供應商第三方風險監理(TPRM):防止外部供應鏈中斷演變為系統性風險,並制定應變計畫(Exit Strategy)。

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必須重新定位AI,讓AI不再只是部門級的創新應用,而是構成金融穩定性的關鍵「基礎設施」。金融機構必須警覺,未來的金融危機可能是在雲端架構、黑盒模型或算力壟斷中爆發。所謂金融主權,是在AI驅動的環境下,董事會仍能實質掌握基礎設施的主控權,並確保決策過程具備獨立性與韌性。(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專任教授、華南金控獨立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