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銀股市詐稅啟示錄

2026年3月，歐洲金融圈傳來一則震撼性的訊息。根據德國《商報》（Handelsblatt）報導，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為了處理多年來纏身的Cum-Ex退稅爭議，與德國聯邦中央稅務局（Bundeszentralamt für Steuern）及其他涉案銀行達成共識性聯合方案（Pool Lösung），同意承擔2,900萬歐元的稅捐債務，而該案涉及的兩檔特別基金稅捐債務總額高達8,500萬歐元。然而，這筆金額不過是整場醜聞的冰山一角。Cum-Ex案牽連數十家銀行與投資機構，據估計令德國國庫損失至少100億歐元；若連同手法類似的Cum Cum交易一併計算，總損失更高達數百億歐元。這場被稱為德國戰後最大規模的世紀稅務醜聞，在歷經多年的司法纏鬥後，正逐步走向收尾，但遠未終結。這不僅是德國金融史上的痛，更為遠在台灣的金融從業人員敲響了一記警鐘。

Cum-Ex（拉丁文cum為「帶有」、ex為「不含」），是指圍繞股息發放日所進行的股票交易操作。在德國，當一家上市公司發放股息給股東時，政府不會等股東隔年自己來報稅，而是採取「源頭攔截」的扣繳制度，約25%的資本利得稅加上附加稅會被先行扣除，直接上繳國庫。在稅法體系中，這筆源頭扣款的性質屬於「預繳」。又為了保障納稅能力較低的股東，或是依法享有稅負豁免資格的法人機構（如特定的專案投資基金），德國稅法允許他們在事後憑藉保管銀行開立的「稅款已扣繳憑單」，向稅務機關申請全額或部分退還這筆預繳稅款，以確保國家沒有超收人民不該負擔的稅負。

然而，Cum-Ex的操盤手們精準地發現這個退稅機制在實務運作上的資訊斷層。除息日前夕做空者手上根本沒有股票，卻把股票「賣」給了買方（通常是參與共謀的基金）。除息日當天，真正的股票還在原股東手上，所以發行公司把股息發給原股東，並將扣繳稅款交給國家。此時，原股東拿到一張合法的扣繳憑單。

由於做空者必須把股票交割給買方，但做空者手上沒股票，錯過股息發放日。於是做空者必須自掏腰包，支付一筆「股息補償金」給買方。荒謬的是，買方的保管銀行電腦系統，竟然將這筆由做空者私人支付的補償金，自動判定為「已經過源頭扣繳的股息」，並隨之「無中生有」地為買方開出第二張扣繳憑單。

國庫明明只收到了一筆來自發行公司的真實稅款，市場上卻流竄著兩張（甚至多張）官方認可的退稅憑證。稅務機關的查核系統未能即時橫向勾稽，僅憑書面憑單便依法核撥退款。於是，一套原本為了落實租稅公平的嚴謹系統，在金融業者的逐利動機與數位結算機制的盲點下，淪為只須敲擊鍵盤，便能從國防、教育等國家公庫中憑空提領數百億歐元的超級提款機。

打個比方，假設電影院發行一張可以退還50元押金的電影票。由於售票系統與驗票閘門之間存在著資訊傳遞的時間差（系統盲點），這張「只買了一次」的電影票，卻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兩個人各拿到一張「已繳押金憑單」，雙雙成功申請全額的押金退費。

這絕非單一交易員的失誤，而是由投資銀行、保管銀行、律師與會計師精心設計完成。他們利用金融市場表面的合法性，將惡意的「系統性套利」美化為「資本市場套利」。

面對主管機關的追查，涉案的金融鉅子與銀行往往辯稱：「我們沒有違法，我們是仔細研究稅法規定後，發現在交割時間點存在一個漏洞。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頻繁交易，這叫合法的稅務規劃。法律有漏洞是立法者的錯，不能事後說我們犯罪。」

然而，德國主流稅法學界認為，本案必須回歸租稅法上的「經濟觀察法」（Wirts chaftliche Betrachtungsweise，亦即我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所稱的「實質課稅原則」）。買方根本沒有承擔任何股票的經濟風險，他們只是為了取得退稅憑證而短暫持有標的。這種由多方共謀、缺乏真實商業目的、純粹為了騙取國家稅款而虛構的複雜交易鏈，就是典型的租稅規避與權利濫用。Cum-Ex交易的高峰期在2011年以前，德國直到2012年才透過修法加以防堵。

德國聯邦最高法院（BGH）在2021年7月28日具指標意義的上訴審判決中（BGH, Urteil vom 28.07.2021 - 1 StR 519/20），同樣駁斥被告方所謂「法律漏洞」的辯詞。BGH明確指出：法律在行為時已有清楚規定，唯有實際扣繳的資本利得稅，才可以向稅務機關申報扣抵或退還；反對見解認為，可以不問是否實際繳納、僅憑扣繳憑單即可請求退稅，根本站不住腳。BGH更進一步警告：若容許此種解釋，將導致退稅請求權的無限倍增，而國庫事實上只收到一筆來自發行公司的真實稅款。簡言之，這群人並非發現什麼法律灰色地帶，而是赤裸裸地把手伸進全國納稅人共同繳納的國庫裡巧取豪奪。

這起發生在歐洲金融界的世紀大案，對台灣金融實務頗具啟發。近年來，我國為吸引外資與台商資金回流，主管機關積極研擬各項租稅優惠。在這個大開大闔的時刻，我們更需要冷靜的法規遵循意識

當台灣的金融機構在設計跨境聯貸、發行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或是協助中小企業主規劃家族傳承與海外信託時，我們是否真正落實對交易實質的審查？

事實上，稅務機關在判斷金融交易是否合法時，絕不會只看合約的形式外觀，而是會層層穿透檢視交易的「經濟實質」。如果一個跨境理財架構的建立缺乏實質商業目的，其主要目的只是為了規避台灣的所得稅或遺產稅時，稅務機關不僅有權重新調整補稅；若涉及隱匿或造假，更將處以所漏稅額數倍的漏稅罰，甚至面臨逃漏稅捐罪的刑事責任。

如果金融機構只是為了賺取手續費，而忽視整體交易架構的稅務違法風險，一旦東窗事發，不僅客戶面臨鉅額補稅，金融機構更將面臨金管會的嚴厲裁罰與商譽掃地。

防範此類風險，不能僅靠事後的追討，必須仰賴事前的預防。有效的法遵，絕不能只是流於形式的「打勾檢查表」，而必須在企業內部深化以下4點：首先，銀行董事會必須體認「稅務風險就是營運風險」。審查新興金融商品時，稅務法遵部門必須強力介入，評估其在稅捐稽徵法及洗錢防制法下的合規性。

其次，第一線從業人員必須具備批判性思維。當交易架構過於複雜，且利潤來源完全仰賴稅制落差時，必須警覺是否已跨越合法節稅的紅線。

再者，金融機構應建立容許質疑的文化。法遵人員對具備稅務疑慮的高獲利專案提出質疑時，應被視為保護公司資產的防線，而非業務的絆腳石。

最後，完善且具備匿名保護的吹哨者制度不可或缺，確保系統性套利的企圖能在萌芽階段就被內部機制攔截。

台灣的金融業擁有極高的韌性與創新能力，絕對有能力在國際舞台上與頂尖同業競爭。然而，德銀Cum-Ex案的殷鑑不遠，它用數百億歐元的代價告訴我們：任何建立在稅法漏洞上的繁榮，終究是海市蜃樓。

金融創新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分散實體經濟的風險，而不是淪為少數人掏空國家的斂財工具。在追求資產管理規模成長的道路上，唯有將「實質課稅原則」與「嚴謹法遵」內化為金融從業人員的DNA，才能在合法的基石上，打造出真正受人尊敬的亞洲資產管理中心。（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