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衝突中保險的關鍵角色

美國、伊朗開戰後，全球保險公司取消船舶行經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的戰爭險保單。該海峽承載全球約20%的液化天然氣（LNG）運輸量以及25%的海上石油貿易。美國總統川普為此宣布成立由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執行的200億美元再保險基金，為符合資格的船舶提供保障，同時搭配實體的船隻護航等措施，以維持全球能源供應。DFC是美國負責政治風險保險及其他專門對外融資的機構。

此類措施可避免因航運業者趨避風險而引發系統性金融影響。保險在「灰色地帶」具有重要的訊號與風險管理功能，理想情況下能將物理戰（Kinetic Warfare）等直接破壞的戰爭形式，降級為金融戰。隨著科技發展，使得密集監控個人與持續追蹤移動物體成為可能，保險的作用將更加重要。

航運的脆弱正與國際政治規範的瓦解同步發生。當傳統的政治禁忌因技術突破而顯得模糊，非對稱戰爭下的報復行動，正轉向具備高戰略價值的國際貿易流動。對許多國家而言，阻斷貿易已成為比傳統衝突更有效、更能精準打擊對手的報復工具。

國際海上保險制度長期以來一直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早在大英帝國時期，海上保險就協助管理全球航線上的海盜風險。作為最早出現的結構化保險形式，它後來也奠定了火災保險、壽險與責任險等其他保險業務的法律基礎。當時水手、商人和船主們聚集於倫敦勞埃德咖啡館（Lloyd's Coffee House）下賭誰的船隻可以安全抵達海港，演變至今成為現代保險業的發源地，最終成立了倫敦勞合社（Lloyd's of London），至今仍是全球最重要的保險公司。

同樣位於倫敦的國際船東保賠協會集團（P&I Clubs），目前提供全球約90%的航運船隊責任保險保障，並協助監督被保險船舶的各項法律事項。其在保險體系中的系統性角色，某種程度可類比於布魯塞爾的SWIFT在國際支付系統中的地位。俄羅斯於2022年入侵烏克蘭後所實施的制裁，這兩個體系即視為同等重要的制裁管道。

保險成為航運管控的便利切入點，也反映幾項趨勢。最直接原因，是過去發生的重大環境災難，例如1989年的埃克森油輪瓦迪茲號（Exxon Valdez）漏油事件，以及之後的深水地平線（Deepwater Horizon）爆炸事故。這些事件確立了港口作為環境監管者的角色，並常由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MO）等國際機構提供支持。這套行政與監管體系後來也能在不產生過度複雜的情況下，被轉用於制裁執行。

除了港口與船東之外，推動全球航運必須投保的最重要利害關係人，可能仍是銀行。過去數十年來，隨著船舶規模與造價不斷提高，航運產業逐漸經歷金融化的過程。一艘超大型原油運輸船或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價值往往超過1億美元，對於傳統船東營運商而言通常過於昂貴，取而代之的是產業採用更複雜的資本結構，結合對物流公司簽訂的多年期租船合約來支援金融租賃安排。保險在其中扮演著「黏著劑」的角色，協助多方利害關係人協調治理與風險管理。

然而，這些財務條件並非總是適用，這也形成一個有意義的對比。2022年俄羅斯石油遭到制裁與價格上限措施後，全球航運市場逐漸分化為「日間船隊」（DaylightFleet）與「影子船隊」（Shadow Fleet）。後者通常透過公海船對船轉運避免進入客戶港口，有時甚至會關閉船舶識別訊號以避免暴露航行位置。這些船舶通常具有不透明的所有權結構，並懸掛來自監管寬鬆甚至不存在的「便利旗」（Flags of Convenience），例如巴拿馬、賴比瑞亞與馬紹爾群島。

此前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中帶來的最重要影響之一，正與這些便利旗制度相關。在軍事攻擊後，被制裁的超大型原油運輸船（VLCC）「貝拉1號」（Bella1）原本並未懸掛有效國旗，卻在美方追捕過程中改掛俄羅斯國旗。根據國際法，無國旗船舶在公海上不享有任何保護，但在航行途中更換國旗同樣不被承認。儘管俄羅斯提出警告，該船最終仍遭美國海岸防衛隊（US Coast Guard）扣押，此舉預料將開啟先例。

像Bella1這類影子船隊油輪（曾被拍到船體出現明顯鏽蝕），正是前述航運金融化趨勢中的例外。這些船舶往往已有數十年船齡，資產已完全折舊，其價值通常僅約為所載貨物的1至2倍。因此，不論是船東、融資機構或停靠港口，通常都不會基於自身利益要求其投保。

影子船隊興起以及海運制裁效果有限的另一原因，則是俄羅斯國家支持的保險公司如Ingosstrakh與Sogaz，在西方P&I俱樂部退出後迅速填補市場。這些保險機構在一定程度上能滿足保險的傳統金融功能。然而，它們的再保險多依賴俄羅斯國家再保險公司（Russian National Reinsurance Co.），其歷史紀錄與市場信譽仍遠不及成熟的西方保險市場。

隨著制裁手段日益頻繁，海上咽喉要道日益脆弱，全球貿易流動的安全性已明顯不如過去數十年。根據Allianz Research報告，51%的受訪企業將「涉及多個主要經濟體的地緣政治衝突導致全球供應鏈癱瘓，商品與原物料運輸停滯」列為未來5年最可能發生的前三大「黑天鵝事件」，也是排名第一的風險類別。

此類風險不僅限於財務方面，也需單獨考慮實體物流，畢竟，如果一艘船沉沒，即使不考慮保險賠償，提供保險擔保的國家也無法保障物資供應。理論上，若要嘗試突破封鎖，船舶生命週期的最後一次航行可能是最合適的時機。事實上，根據《勞氏日報》（由上文提到的咖啡館老闆愛德華·勞埃德創辦的刊物）報導，3月1日至8日期間，約有一半的石油和天然氣通過海峽的運輸是由影子船隊完成的，這可能使影子船隊成為穩定全球石油市場的關鍵力量。諷刺的是，一旦DFC計畫公布具體資格條件，影子船隊很可能被排除在保障範圍之外。

隨著國際安全挑戰持續增加，保險扮演的角色仍不完全明朗，尤其是對台灣而言。若面臨封鎖情境，回應方式可能同時包括正式的保險誘因、利用隨時可變現資產突破封鎖。

在地緣政治與金融管控的論述中，支付系統雖備受矚目，但航運才是支撐全球經濟運作的根本基石。無論保險是否直接驅動了全球變局，無庸置疑的是，在應對地緣風險與維繫貿易韌性的賽局中，保險正發揮著日益關鍵的治理作用。（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