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一國兩劇」的解讀

中國經濟的表象是高成長與科技發展（樂觀），其根源是國家主導的資源積累；潛在的風險是高負債及社會壓力（悲觀），其承受者則是廣大民眾與民企。這種黨國體制下「國家富強、百姓弱勢」的結構性特點，使得「崩潰」或「稱霸」論述都難以全面涵蓋其複雜性。

首先，就整體觀察，近年中國經濟在內需疲弱、房地產不振與外部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的交互影響下，呈現「投資主導、消費回升乏力」的結構性特徵。伴隨貿易戰與供應鏈競逐趨勢，「去風險化」甚至「脫鉤」成為主要經濟體的經貿政策主軸，無疑對中國出口與資源配置形成長期隱患。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25年GDP成長率為5%，剛好達成年度規劃5.0%的目標。然而，內部結構呈現失衡現象，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3.7%，固定資產投資則是年減3.8%，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6.4%，相對於國有企業投資下跌2.5%，更顯民間投資信心疲弱。

仔細分析消費與投資行為，在消費端，民眾面臨「消費降級」，城市家庭至少3成可支配所得被用於償還房貸，加上對未來收入預期悲觀及社會保障緊縮，甚至房地產價格下跌帶來的財富縮水，使得可支配所得偏向償債與預防性儲蓄，導致消費成長乏力，這可從消費信心指數疲弱佐證「消費降級」的現象未解。

在生產端，除了投資的統計數據呈現「國進民退」現象之外，官方製造業PMI長期處於低迷狀態。2025年12月製造業PMI為50.1，終於擺脫連續8個月低於榮枯線窘境。尤其分項指數中的新出口訂單指數為49，長期低於臨界值50以下，反映外需疲弱與內需未穩、政策主導投資的結構。綜合觀察，即便總體經濟數據亮眼，整體仍是呈現「投資大於消費」、「國進民退」的現象，經濟動能高度依賴政策主導。

對外經濟方面，2025年全年出口同比成長5.5%，進口則是與2024年持平，全年貿易順差正式突破1兆美元，這對於面臨諸多挑戰的中國經濟而言，明顯是一個亮點。但在「全球化2.0」的在地供應鏈趨勢下，中國在部分產業的供應鏈集中優勢被逐漸削弱，跨國企業推動產能外移，「中國+N」策略使中國在高科技與關鍵零組件環節也面臨管制與被替代壓力。此外，以往出口主力是民營製造業，以鞋類、服飾、玩具、家具等勞力密集產業為主，這類產業以中小企業居多，也造福較多的民眾就業。然而中國當前的出口結構，是以資本密集的「新三樣」為主，中小微企業參與度有限，出口利益分配到民眾就業也相對有限，使得火熱的出口表現傳導到民眾端時，出現截然不同的感覺。以上種種，凸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三駕馬車不協調現象。

另一個重點，則是國（總體）與民（個體）的矛盾。近年GDP成長率繼續保5%，居民收入成長率也超過5%；半導體、人工智慧、機器人、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有所進展；貿易順差超過1兆美元；2025年股市也呈現多頭牛市，上證指數上漲18.4%；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也在外界看跌聲中走強。然而，民間體感普遍不佳，民營企業認為訂單減少、競爭激烈，經營日益艱難，民眾則認為收入降低、工作難找，最後雙雙由「內捲」陷入到「躺平」的境界。

對此，國際組織如IMF的專家曾建議中國加強社會保障體系，提高民眾消費信心，增加農村的社會支出，以及降低政府在產業或市場的主導性等。然而，與西方日益惡化的關係，讓中國對於經濟變革甚至政治改革冷淡以對，且更傾向於投入大量資源發展高端製造業，力圖將中國轉變為科技強國，擺脫西方的封鎖與制裁，同時權衡財政餘裕與經濟惡化情況採取局部的補貼措施來刺激消費以協助「維穩」。

這些作法背後隱含領導者的思維──社會主義制度和黨國體制優勢，使國家能夠集中資源辦大事贏得未來的科技競爭。即便為實現安全與自主目標而投入巨額資金可能造成財政浪費，損害生產效率，並將內捲現象輸出到海外，進一步惡化與歐美的關係也在所不惜。

這就是中國正面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現實，一方面新興產業與新質生產力的「新經濟」備受重視，卻沒有轉化為企業利潤和就業保障，地方財政惡化與產能過剩依舊；另一方面，傳產及房地產等行業委靡不振，民眾體感不佳，整體債務負擔沉重，形成所謂的「經濟雙軌」或「經濟溫差」。

尤其長期依賴高成長與房地產擴張消化債務，此現象在2008年之後更見明顯，但在經濟增速降檔後，政府、企業與家庭部門債務占GDP比重已攀升至高檔，必須面對過度借貸形成的惡性循環後果。

此外，對於經濟發展既是結果也是原因的人口結構與就業挑戰也不容忽視。長期而言，人口紅利的消失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深層隱憂，2023年出生人數降至902萬人，一度創下自1762年以來新低，且連續7年下降，2025年更創新低，僅剩792萬人。更甚者，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2025年8月一度來到18.9%的水準。伴隨對未來沒信心的高失業率衍生出「不找對象、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現象，嚴重衝擊未來的生產力與消費力。長遠觀察，出生率下降與青年失業率偏高，恐怕削弱中國未來勞動供給、消費潛能甚至社會穩定性，對長期的經濟發展構成深層制約。

展望未來，在計畫經濟的國家體制，政治對經濟政策與資源分配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因此，「十五五」規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值得重點留意。其次，在衡量未來台商或台資銀行業務發展時，仍須考量中國正面臨的債台高築綁定房地產低迷、人口及內需疲軟的結構性挑戰，疊加美中爭端與「去風險化」政策，導致外資與供應鏈加速撤離。此外，美國政府已於2025年12月公告《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更提醒我們商業決策須納入地緣政治風險考量。

中國經濟正面臨內需疲軟、債台高築與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所形成圍堵的三重壓力，這不僅是經濟週期的波動，更是結構性的轉折，已嚴重影響兩岸經貿與台商發展。台商與銀行須以更高層次的體系思維，整合經濟、金融與政治考量，方能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維持競爭力與穩定性，另在進行投資案成本效益評估時，參考股票投資常用的夏普指數隱含的風險調整後單位報酬率概念，避免忽視潛在的政治風險而高估投資決策的風險報酬效益。

此外，當下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分析出現「一國兩劇」的有趣論述。一樣是中國，市場對於其經濟發展前景有著較大的分歧看法，樂觀者認為中國充滿希望，工業力與科技創新規模，加上每年5%左右的經濟成長率，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指日可待。悲觀者則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舊問題尚未解決，新問題又不斷疊加，各種國內外因素帶來經濟社會矛盾不斷，只是在等待「最後一根稻草」。

其實這兩套看似矛盾的劇本都是中國，只是大家忽略了計畫經濟黨國特色：強國家而弱百姓，國進而民退；成長的數據代表掌權者與國企的資源累積，矛盾與痛苦主要則由民眾與民企承擔。對於未來去留決策，須提防過度自信，評估自己是不是趙家人？捲得過其他競爭對手嗎？往好處想，多空看法分歧才能為市場帶來流動性，提高交易達成的可能，或許也是想撤退的台商或金融業者可以把握的機會。（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