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金融資本 不患寡而患不均？

氣候變遷已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系統性挑戰，但各國的氣候行動發展程度不一，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財政、技術與人力上常面臨限制，難以投入充足資源進行減緩與調適策略。因此，「氣候金融」（Climate Finance）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支柱，旨在促進資金與技術由高收入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以支援其能源轉型、基礎建設強化及氣候韌性提升。這不僅是國際責任的展現，更反映了全球合作因應氣候危機的共同決心。

全球氣候金融發展在近10年呈現爆發性成長，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22年針對清潔能源投資（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年度投資缺口，距離達成《巴黎協定》目標所需資金（到2035年前每年1.3兆美元）仍有顯著落差，且不包含運輸、工業、建築等部門。其中，官方開發援助（ODA）與多邊開發銀行（MDBs）扮演槓桿角色，透過風險分攤、共同融資與技術協助引導私人投資。

不僅如此，麥肯錫於2022年報告更指出，要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與經濟轉型，所有部門更長期的投資需求必須每年平均投入9.2兆美元，比目前的5.7兆美元要再增加3.5兆美元，意味著全球在未來30年間累計需投入約275兆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7.5%。

氣候政策倡議（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CPI）與世界銀行於2023年就曾指出，氣候金融仍高度集中於高收入國家與特定產業，發展中國家的調適資金占比不足10%，資金流動在地區與部門上仍極度不均。對此，CPI於2025年的最新報告指出，為實現《巴黎協定》溫升1.5℃目標所需的全球年度總氣候投資金額（包括各部門減緩及調適策略）於2023年達到歷史新高、約1.9兆美元（2021年至2023年間，年度投資金額平均成長了26%，相較之下，2018年至2020年間僅成長8%），更在2024年1月就突破2兆美元大關，但距離2030年每年需4.3兆美元的目標仍僅約3成。這些資金中，近6成流向能源轉型與再生能源項目，其餘則分布於運輸、建築與工業部門。

為迎接於2025年11月在巴西貝倫（Belém, Brazil）舉行的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 30），歐盟理事會公布了最新的氣候金融執行成果。根據統計，歐盟及其27個成員國於2024年合計貢獻約317億歐元的公部門資金，主要來源包括歐盟預算、歐洲發展基金及歐洲投資銀行（EIB）；私部門亦投入約110億歐元，來支持開發中國家推動再生能源、氣候調適與低碳基礎設施建設。與2013年的96億歐元相比，歐盟氣候金融規模已成長超過2倍。公部門以政策、補助與金融機制降低投資風險，私部門則透過綠色債券、永續連結貸款與再生能源投資擴大資金流動，以「政策驅動X市場參與」的雙軸合作模式，共同推動綠色經濟轉型。

這種場景似乎在UNFCCC歷屆氣候大會年年上演。有鑒於全球氣候金融的不足，2024年在亞塞拜然巴庫舉行的COP 29，通過「氣候融資新集體量化目標」（NCQG）協議，除已開發國家承諾到2035年，從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提高到3,000億美元，更呼籲所有公、私部門共同支持開發中國家的所有氣候行動，到2035年每年至少達到1.3兆美元。但該資金運用尚缺乏具體的執行機制，龐大缺口再加上分配不均，恐將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財務壓力。氣候金融也繼續成為2025年COP 30的討論重點之一，希冀透過擴大動員和協調，促進各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協作，並落實《巴黎協定》各項承諾。

歐盟氣候金融治理的政策核心，在於透過標準化與市場導向工具，降低企業轉型成本。包括2020年6月的「歐盟分類法」（EU Taxonomy Regulation），2023年10月的「歐洲綠色債券標準」（EUGBS），先為投資活動建立「綠色定義」，確保資金流向具科學依據的低碳項目。其次，EIB與「歐盟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等機構提供低利融資專案與風險分擔機制，促進能源、製造與運輸業之低碳技術配置。歐盟亦透過「碳排放交易體系」（EU ETS）將碳價訊號內化至市場，並將部分拍賣收益再投入企業的轉型基金，如現代化基金與社會氣候基金。此外，歐盟透過永續金融揭露規則，與有效提升企業與金融機構的透明度，降低漂綠風險，並提升資本配置效率。

透過這些制度化工具，歐盟已成為全球最大綠債市場，並成功建立以氣候金融支撐的轉型資本市場。關鍵在於政策一致性與長期融資結構的設計，讓企業能在可預測的政策環境中逐步降低轉型成本與融資風險。丹麥能源公司「沃旭能源」（Ørsted）充分體現的這個成功模式。該公司原為以化石燃料為主的國營電力供應商，透過綠色債券、專案融資與公私合作機制，在10年間完成全面能源結構轉型。Ørsted自2012年起逐步汰除煤電資產，並利用歐洲投資銀行與私人銀行聯合貸款支持大型離岸風場建設，如英國Hornsea及荷蘭Borssele等專案。這些專案透過綠色債券籌資超過300億歐 元，使Ørsted於2020年成為全球首家能源結構100%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主要電力企業。

此外，歐洲製造業與運輸業也積極利用氣候金融工具進行轉型。例如2021年德國化工企業「巴斯夫」（BASF）參與歐盟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專案，計畫打造全球最大的跨國碳捕獲與封存（CCS）價值鏈，該項名為「Kairos@C」的專案，預計在營運的前10年約可減少1,420萬噸碳排放，這將為歐盟淨零排放目標做出重大貢獻，並成為歐盟創新基金資助的七個大型計畫之一；西班牙電力公司「伊比德羅拉」（Iberdrola）則運用綠色融資專案進行電網智慧化與再生能源（風電、太陽能、水力等專案）的投資，截至2023年Iberdrola綠色融資金額累計已達331億歐元。

從歐洲正向經驗顯示「政策訊號、金融工具、技術成熟度」三者互為加乘條件。當企業能獲得穩定的低成本資金與長期融資結構時，低碳轉型雖可能成為成本負擔，但卻是創造新競爭力的契機。整體而言，氣候金融的制度化設計已成為企業轉型的關鍵推力，透過政策協調與市場導引，使歐盟示範了如何以金融體系為核心推動綠色經濟轉型。

台灣的氣候金融體系發展雖起步較晚，但自金管會於2017年發布第一版的《綠色金融行動方案》，到2022年為達成2050淨零排放的目標，再度推出《綠色金融行動方案3.0》，制度化與透明化工作正在成形，銀行、保險與證券業將氣候風險納入授信與投資決策，上市櫃公司依循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架構揭露氣候資訊。同時，政府亦與銀行體系合作，低利貸款及信用保證機制，降低企業導入再生能源與節能設備的初期資金門檻。據金管會統計，截至2025年4月底，我國綠色授信及永續績效連結授信已達新台幣3.38兆元，顯示資金正逐步流向低碳產業。

然而，轉身之後，誰會是贏家？台灣的氣候金融正從政策導向走向市場驅動階段，結合金融創新（如轉型金融與綠色債券）與產業策略（如再生能源在地化與綠色供應鏈建構），我們正期待氣候金融不僅是融資手段，更是企業競爭力再塑的關鍵。但，誰能搭上這台高速列車？（作者留浩洋為中經院經濟展望中心副分析師、楊晴雯為中經院經濟展望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