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優先成永續新趨勢

近期永續焦點不再只侷限於氣候變遷，自然生態對企業與金融的影響也逐漸搬上檯面討論。事實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5年公布的全球風險報告，未來10年全世界所可能面臨的長期風險中，生物多樣性喪失、生態系統崩潰、自然資源短缺等風險樣態，其威脅程度僅次於極端天氣事件。WEF曾多次強調，全球有超過半數的經濟產值高度依賴自然資源，若無法妥善維持生物多樣性，將會波及如農作物、食品的正常供給，並嚴重衝擊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

當然，自然生態涵蓋範圍極為廣泛，舉凡生態復原、海洋保育、瀕危物種維護等不一而足，惟現階段幾乎跟生物多樣性畫上等號。的確，生物多樣性可說是自然生態保育的核心結構，試想地球生物種類如果不斷減少，自然生態資源勢必走向枯竭，人類賴以為生的資源亦將受到波及。況且，生物多樣性與氣候變遷兩者關係緊密，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有助於吸收二氧化碳、調節氣溫，從而減緩極端氣候侵襲，反之氣候失控勢必打亂生態體系，威脅生物生存，推升物種滅絕風險。然而，相較於暖化、氣候變遷長期受到高度關注，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似乎直到近些年才獲得共鳴。

譬如同樣由聯合國主導的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COP），截至目前為止，氣候變遷會議已舉辦29次，但針對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的COP會議只有16屆。且在歷次的氣候變遷COP會議之中，會員國不斷地討論並通過《京都議定書》、《哥本哈根協議》、《巴黎協定》、《格拉斯哥氣候公約》等跨國協議，要求已開發國家必須恪遵溫室氣體減量義務，希冀能遏阻全球暖化失控態勢。相較之下，生物多樣性議題迄今只形成了3個主要議定書，分別為2000年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2010年的《名古屋議定書》，以及2022年CBDCOP15所通過的《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架構》（簡稱昆蒙架構），當中又以最後一項的《昆蒙架構》被譽為全球自然生態保育的最重要里程碑。

《昆蒙架構》以2050年時人與自然能夠和諧共生為願景，包含4大長期目標，以及2030年需貫徹的23個具體行動目標，像是強化資金動員，每年至少籌措2,000億美元以援助開發中國家維護生物多樣性，希望能夠藉此減緩生物多樣性損失，恢復自然生態健全。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應屬「30×30」共識，也就是在2030年前，必須保護全球30%的陸地與水域，讓至少30%的生態系統如濕地、珊瑚礁等得以喘息復原。

最近一屆的CBD COP16則是去年底在哥倫比亞卡利市舉行，會中除檢視《昆蒙架構》實際推動進度之外，並討論資金動員、原住民參與及發展監測系統等重要課題。尤其為確保挹注自然生態的資金免於斷炊窘境，CBD COP一直以來不斷地討論如何有效調動資金，例如此次會議正式啟動、全球第一個生物遺傳資源的「卡利基金」（Cali Fund），即要求受惠於使用基因遺傳序列而獲利的企業，如製藥保健、化妝品等，應撥付營收0.1%或利潤1%於該基金，用以回饋基因來源地。

另一重要決議則是設立新的原住民常設附屬機構，把原住民族和在地社區的意見，正式納入生物多樣性保育相關談判與決策過程。由於全球眾多生物多樣性豐沛地區，往往跟原住民族生活領域高度重疊，原住民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育因而扮演著關鍵角色，期望透過常設組織的成立，更加重視原住民與在地社群的權益。

至於監測系統的發展，並設定具體指標如瀕臨絕種物種數量，據以追蹤生物多樣性架構各項目標的執行進度及成果，也是這次會議討論重點。畢竟能否確實地掌握並透明揭露生物多樣性風險，影響民間資金投入意願甚鉅，更攸關著《昆蒙架構》可否逐步落實。惟各國對於PMRR機制應當採納哪些指標仍存歧見，諸如農藥使用、生態足跡乃至於土地權益等，暫且無法取得共識，需留待往後的COP會議繼續商議。

面對生物多樣性減損、自然資源漸趨稀缺，絕非只由政府、跨國組織一肩扛下所有責任，企業也難以置身事外，甚至越來越多企業在經營決策考量方面納入自然生態風險。

企業經營不免需依賴水、土壤或動植物等自然資源，一旦供應漸趨枯竭，將可能導致成本價格波動，甚或因供應鏈中斷威脅營運穩定。對此，企業就需要一套具系統性的風險因子鑑別指南，協助辨識、管理與自然生態相關之風險與機會，這也是「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應運而生的主要原因。

比照氣候風險作法，TNFD沿用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TCFD）同樣的架構，亦即要求企業從四大核心要素──治理、策略、風險管理、指標及目標切入，評估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實體、轉型乃至於系統性風險，同時提供可信賴的財務影響資訊，使企業更聚焦自然議題且能採取具體行動。換言之，透過TNFD資訊揭露之要求，引導企業衡量生物多樣性對公司經營願景及財務之影響，以及公司的實際營運與業務如何於自然生態層面影響利害關係人，讓企業把生物多樣性納入風險管理與經營決策之考量。

TNFD架構從2023年9月底正式公布迄今，全球不乏實際應用案例，如日本的麒麟、味之素。麒麟集團鎖定旗下品牌午後的紅茶主要原料產地──斯里蘭卡為試點對象，分析茶葉產量與品質受氣候變遷與棲地破壞之影響，據以研擬對策提升茶園生態，以維持茶葉供應穩定。味之素則是針對甘蔗、玉米、大豆等12種原材料，預估到2050年時若因為自然環境退化，將可能對原料價格與供應造成何種程度的衝擊，進而將分析結果反映在經營策略中，並擬定新的業務策略以實踐永續經營目標。

又如全球食品大廠雀巢，由於雀巢擁有龐大的農產供應鏈，對自然資源依賴度極高，是以近年積極採用TNFD架構來評估與回應其對自然生態的相互影響。特別在農業原材料的來源方面，譬如就可可、咖啡、棕櫚油等農產品，先辨別是否從熱帶雨林或物種多樣地帶等高自然風險區域提供，再分析可能的負面衝擊，像是森林濫砍、土地過度開發等。雀巢就發現於西非的可可產地，當地小農為擴大農地而從事非法砍伐，長久以往恐因森林覆蓋減少影響產量。為此，雀巢除禁止供應商砍伐自然林之外，也積極地向在地農戶推廣再生農業與生態認證制度，更期盼藉此提高自身品牌形象與價值。

此外，為協助企業更積極地展開自然行動，使生物多樣性理念能與企業發展更緊密地結合，以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為首的眾多國際機構組織，合作研擬出一個名為「ACT-D」（Assess, Commit, Transfor m and Disclose）的行動架構。讓企業透過「評估、承諾、轉型和揭露」4項步驟，依序逐步評估公司本身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再根據評估結果配合實際營運狀況制定細部目標，從而展開轉型行動，以減緩、避免自然風險衝擊，甚至朝生態復育之正向目標邁進。

例如長期留意環境永續的台達電，關切議題已從因應氣候變遷擴大到自然生態，並嘗試利用ACT-D架構具體實踐。對此，台達電先檢視營業據點及供應鏈所在地，是否位於生物多樣性敏感區，再鑑別業務活動對於自然生態的依賴性及影響程度。董事會也通過生物多樣性政策，承諾定期執行風險評估作業，據以提出水資源管理、廠址選擇等相對應的策略與具體作為，並將實施成果於永續報告書中公開揭露。

如同減碳轉型需要資金，維護自然生態也不例外。上述提到的企業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同樣得有充裕資金配合。只不過以往此部分的資金需求，多仰賴公部門補助滿足，尤以美國更是全球最大捐助國。如今隨著川普回歸白宮，自然保育對外援助幾乎遭到凍結，恐怕也會連帶影響其他國家援外意願。

但坦白說，依賴捐助終非長久之計，姑且不論各國財政狀況，現階段也沒有強制性規範，強迫已開發國家應該履行出資承諾。有鑑於此，將市場資金引導至自然生態保育工作，且透過資金管道讓企業更全面地理解在自然中的角色與責任，就顯得至關重要。尤其在永續金融蔚為風潮之今日，金融機構若能在支持淨零減碳之同時，兼顧生物多樣性的處理與應對，應更有助於自然生態環境之復原。

其實台灣金融業者並非不關心自然生態議題，長期以來透過經費贊助、棲地認養、教育活動等方式，為保育台灣原生物種共盡心力。但金融業對自然生態貢獻應當不止於此，特別是在投融資過程中把自然因素納入考量，進而鼓勵企業客戶更重視生態保育並採取實際作為。譬如銀行在編製徵信報告時，可考慮描述放款對象在TNFD架構下，對於生物資源的依賴性，及對業務的可能影響；乃至於客戶如果涉及自然保育負面爭議或行事不良紀錄，也可以在徵信報告中說明。銀行亦可事先掌握客戶與自然生物環境的關聯性與互動程度，藉以視情形適當地調整融資條件，諸如可考慮在授信契約中，增設維護生物多樣性之承諾條款，請客戶回報執行情形以便定期追蹤；抑或是包裝為連結型貸款，給予積極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客戶較優惠的資金條件。

例如玉山銀行就曾跟裕隆汽車簽訂貸款金額為新台幣10億元的「氣候暨生物多樣性永續連結貸款」，貸款期間除追蹤裕隆汽車的溫室氣體減排幅度，以及再生能源發電比率是否提高之外，還額外增加一項「台灣原生樹種復育」作為生物多樣性指標。實際上，裕隆在苗栗三義廠設有苗圃，攜手中興大學、山林復育協會、公路局等單位進行台灣原生樹種復育，並規劃樹種公益捐贈，藉以推廣學校、公共空間、行道樹等場域種植。玉山銀行則以苗圃裡的種植數為指標，連結利率減碼優惠，藉由財務誘因鼓勵客戶持續落實生物多樣性目標。

惟若想讓更多金融機構鎖定生物多樣性開發更多元的金融商品或服務，目前仍面臨成果不易衡量的挑戰。對照減碳可用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為比較標準，生物多樣性牽涉各地生態體系差異，比如森林跟海洋生態復育就天差地別，且又牽涉到地理位置、起始時間與有效期間設定等較複雜問題。因此，如何建立一致可比較的衡量標準，將是串接金融與自然後續不得不跨越的障礙。（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究院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