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勵發行綠債 填補淨零6.2兆缺口

隨極端氣候影響日益加劇，世界各國開始加快支持氣候行動的腳步，宣示2050年達淨零排放目標，截至目前已有198個國家、711個地區、1,186個城市、1,974家企業承諾。然而，要實踐全球淨零排放目標，有賴龐大的資金投入，幫助企業轉換低碳技術、進行相關研發並鼓勵低碳產業發展以順利過渡轉型。於是「碳有價」成為轉型過程必然的路徑，各式「碳定價」（Carbon Pricing）工具為碳的價值定錨，「綠色債券」則是在提供轉型資源的同時，為企業的綠色異質特徵提供了評價。

近十年來，台灣綠色或永續相關債券逐年成長，涵蓋超過5成排放量的碳費制度也即將於今年啟動，碳費能否為氣候行動代言，同時為陸續到期的綠債提供下一波的信心支撐，以有效地邁向淨零轉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報告，如果要將全球溫升控制在1.5至2oC之間，203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相較於2019年至少應減25%至50%，但依據統計，目前各國所提的國家自定貢獻（NDC），只能減少大約11%。面對《巴黎協定》2oC以下之目標跟挑戰，IMF建議2030年全球碳定價每噸至少應達85美元以上。世界銀行（WB）在2024年提出的《2024年碳定價現況與趨勢》報告也提出建議，2030年碳價水準每噸應達63至127美元間。目前全球共計有75個「強制性」碳定價機制（CER）正執行中，包括39個「碳稅」（Carbon tax）及36個「排放交易」（ETS），管制範圍共涵蓋49個國家，受管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達128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4%。顯示未來各國政府為了有效管制溫室氣體排放量，企業所要付出的代價將會越來越高。

為避免氣候變遷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並且實現《巴黎協定》與淨零排放目標，目前距離所需的資金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根據氣候政策倡議組織（CPI）報告，到2030年全球每年需要投入6.2兆美元，到2050年每年需求將增加至7.3兆美元，總計達200兆美元。然而，2022年全球在氣候行動上的總支出約為1兆美元，顯示出理想中的氣候行動與全球實際承諾之間存在巨大資金缺口。

不僅如此，世界經濟論壇（WEF）在《2024年淨零產業追蹤》報告指出，如果要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至少需要高達30兆美元的新資本投資，特別是鋼鐵、水泥、鋁、初級化學品、石油、天然氣、航空、海運和貨運等8個重點產業（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約40%），如果不加快對這8個產業進行減碳相關計畫投資，並改善基礎設施和加強對需求方的減碳承諾，2050年的淨零目標就可能無法實現。

綠色債券在此過程便扮演了關鍵角色。投資者可從固定收益中支持企業，並共同對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透過交易平台建立資金供需雙方互動的標準，例如規範抵押品與資產的綠色認定標準，讓不符標準的資產在市場上面臨更高的再融資障礙，同時讓符合標準的資產或融資者更快取得優惠的資金。在碳排放資訊揭露的要求下，讓這樣的標準認定及交易平台得以運行。

自2007年歐洲投資銀行（EIB）發行全球首檔綠色債券以來，發展迅速。世界銀行更在2008年提出《發展與氣候變遷策略架構》，用來刺激公、私部門因應氣候變遷的活動，包括綠色債券的發行策略。迄今，世界銀行已透過28種貨幣發行超過230檔綠色債券，總額已超過200億美元。另一頭，日本產經省於2024年發行全球首檔主權氣候轉型債券（GX），為低碳能源發展提供所需資金，協助日本在2050實踐淨零排放目標。GX債券計畫在未來10年內結合公、私部門的力量，創造超過150兆日圓的綠色投資。

不僅單純依賴政府來填補淨零轉型資金缺口，也可望結合眾多私部門的力量，共同為實現淨零排放目標而努力。根據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最新統計，自2017年起，我國永續發展債券發行累計數量達213檔（包含綠色債券129檔），金額達新台幣6,278億元，整體趨勢呈現逐年成長。這些經過第三方的意見、查核與認證的綠色債券，存在綠色溢價，即投資者願意為綠色債券支付更高的溢價。作為價格訊號，綠色溢價反映的是企業綠色轉型的績效，以及技術商業化的進程。

從技術創新的角度來看，綠色溢價可被視為促進零排放技術逐步取代高排放技術的機制，隨著新技術市場滲透率的提升，綠色溢價也將因為技術進步而逐漸下降。由於經過第三方查證與審查，綠色債券的市場訊號往往比社會債券更直覺可信，也較容易定價，但投資者對環境的態度與偏好、對於氣候政策雄心與減碳承諾的信心，將是影響市場的重要因素。

碳定價與綠色債券似乎都被寄予減碳厚望。永續金融專家Helena Dill透過150個國家1990年至2019年的數據，評估碳定價機制與綠色債券對二氧化碳（CO2）排放的影響。結果顯示，實施全國性碳定價機制平均減少11%的CO2排放，而綠色債券的發行則平均減少14%的CO2排放。顯示無論施行碳定價機制或發行綠色債券，皆有助溫室氣體排放的減少。但若同時採行兩種機制，能否為綠色債券的減排績效加乘，則尚未有明確的證據，在Flaherty et al.與Heine et al.的經濟跨代模型中，肯定兩者對減碳的加乘效果，但Helena Dill卻無法找到兩者的關聯性。

綠色債券可以減輕短期內經濟負擔，加速達到減排目的，同時避免碳稅費的政治難度，但償還債務的責任將轉嫁給後代子孫承擔；相反地，碳稅費雖然為當前世代帶來較高負擔，但將促進未來持續向低碳經濟邁進，並降低僅依賴綠色債券所造成的債務風險。因此，除了減排成效之外，從世代分配與經濟負擔角度，碳定價策略與綠色債券的配套，或可緩和淨零轉型的經濟與社會壓力。

標普全球指出，全球綠色債券今年仍可望維持最高發行量，其中轉型債券及永續連結債券，將使永續債總發行量推升至1兆美元。而在美國利率調降放緩之下，資金充沛且受到綠色金融政策引導的台灣綠債市場，可能將持續擴增。

另一方面，我國環境部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於2024年頒布施行《碳費收費辦法》，將在2025年開始徵收，且採分階段調升原則課徵。在面臨節節高漲的排碳成本下，綠色債券市場或許有機會成為資金取得以及創造綠色溢價和公司價值的管道，讓目前本來就熱度攀升的綠債市場，具備中期持續發光發熱的量能。

然而，川普2.0政策的高度不確定、聯準會降息放緩、經濟表現隱憂、各國利率政策，以及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後對綠色技術發展的態度等，皆成為市場綠色資金流向的不確定因素。（本文作者楊晴雯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心副主任、許瓊文為輔佐研究員、留浩洋為副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