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標和感受分道揚鑣的時代

政經新篇章

揮別跌宕起伏、充滿變數的2024大選年，我們迎來了一個充滿不確定因素，且由川普引領的2025年全球政經新時代。拜登時期，很多人一口咬定美國會陷入經濟衰退。當聯準會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快的速度開始升息時，這個預期變得更加強烈。但自2023年初以來，美國經濟的季度年化成長率平均為2.9%，比長期趨勢更好，金融市場以及勞動市場更是塑造了一個非常難得的美國繁榮。

以個人收入來看，選前的美國人均稅後收入年增2.6%，已經比疫情爆發前趨勢更強。然後收入的增加當然會刺激消費反彈，隨著通貨膨脹的消退，2024年下半年實質消費年增2.8%，創了2023年以後的最快增幅，另外，失業率持續下降，去（2024）年9月一度降至4.1%，讓25歲至54歲的職業生涯巔峰人群勞動參與率一度接近84%，僅略低於歷史最高水準。與此同時，通貨膨脹更是持續消退，距離聯準會2%的目標近在咫尺。

儘管如此，奇怪的是，更多選民仍然選擇相信川普可以讓經濟更好。事實上，在美國大選的出口民調中，有將近80%的人是因為「經濟因素」而決定投給川普。這讓大家非常意外，明明美國經濟表現得令人羨慕：成長穩健、通膨緩和、失業率較低。但美國繁榮就是無法呈現在民主黨的選票上。

傳統經濟指標盡皆失靈

我們看見的是，傳統政治菁英對川普不屑一顧，傳統經濟學家對經濟指標信心滿滿，但選舉結果卻和經濟指標脫鉤，民主黨塑造的經濟繁榮和選民感受天差地別。更重要的是，PayPal Mafia的兩大領導者：馬斯克（Elon Musk）和泰爾（Peter Thiel），攜手成為川普勝選的關鍵推手，熟悉華爾街和矽谷的人一定知道，這兩個手握反恐公司Palantir與航太公司SpaceX的創辦人大膽押注成功，代表的意義是華爾街、矽谷和白宮將融合在一起，也預示著政治、經濟、科技和金融將開始相互交錯影響，這將讓傳統經濟指標更加捉襟見肘。在全球面臨著美國與中國、伊朗、北韓與俄羅斯地緣政治角力之際，政治人物將更難明白選民的痛苦到底在哪裡。

人們喜歡說：「以史為鑑。」但歷史上的選舉故事，以及拿來參考的經濟指標注定不再有效，傳統政治菁英手握的選賢與能和經濟指標注定淪為一個時代的廢棄物。

傳統政治菁英紛紛失據

話說1976年，當美國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特（Jimmy Carter）扳倒當時的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引用的是經濟學家亞瑟‧奧肯（Arthur Okun）發明的數字，Okun把它稱之為「Economic Discomfort Index」（經濟不舒服指數），這是一個將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相加起來的數字；4年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雷根（Ronald Reagan）利用這個指標重新包裝為「Pithier Misery Index」（更精進的痛苦指數），並成功用它拉下了被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上升搞得頭昏腦脹的現任總統卡特。可見當時的選舉幕僚只要善用經濟指標說好故事，就足以翻轉選情取得勝選，但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今天的選民不再對經濟指標信以為真，他們更相信的是自己的生活感受。

以拜登為例，單看一些重要的經濟指標，諸如實質收入、消費、失業、通貨膨脹和消費者信心指數一個比一個亮麗，照道理說，賀錦麗（Kamala Harris）應該可以繼承拜登的執政成績輕易獲勝，事實上，拜登執政時期的痛苦指數也從7.8下降到了6.7，美國經濟明明遠比1984年的雷根以及1996年的柯林頓（Bill Clinton），甚至是2012年的歐巴馬（Barack Obama）都要好得多，但成敗論英雄，Kamala Harris就是輸了，而且還是慘敗。

基層選民的痛苦真的會渲染，2024年的大選年選舉結果顯示，全球一半以上的選民拋棄了現任領導人，從法國的馬克宏到日本的自民黨。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感到一頭霧水，但他們相信這將讓政策制定者吸取到一些教訓：那就是財政和貨幣刺激的相結合並不會讓選民感謝現任的執政黨，經濟指標反應的也不是選民真實感受，相反的，過往判斷經濟情勢的幕僚群，甚至他們使用的方法論，早就跟不上今天真正的輿情所在。

真實生活感受落差加大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大部分的傳統經濟學家久居殿堂，恐怕早已和人們如何體驗經濟生活脫了鉤，1999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obert Barro提出過一個BMI（Barro Misery Index，巴羅痛苦指數），他建議必須加上長期利率與經濟成長之間的變化來衡量真正的痛苦經驗，而且必須關注人們一段時間的累積感受。他提出2個值得經濟學家重新學習的觀察方向：首先，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很重要，拜登任期內痛苦指數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失業率下降，可是隨著紓困支票的停止，通貨膨脹跟著飆升，許多選民把拜登的經濟作為拿來與疫情爆發前的川普進行比較，整個感受就變差了。

第二個就是利率，按照經濟學家Irving Fisher的說法，目前最廣為接受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並沒有把利率涵蓋其中，甚至CPI也沒有將諸如抵押貸款或車貸等中產階級最在乎的變化涵蓋其中，但利率卻蘊含了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暴力升息帶來的各種生活負擔加重，根本沒有辦法在CPI中顯現，更糟糕的是，企業仍然利用通貨膨脹飆升作為藉口，不合理地提高了物價。事實上，政府必須與時俱進，除了貨幣政策緊縮，怎麼善用包括庫存管理和物價管制，來減緩選民的不好感受，變得極其重要。

現實情況是，拜登在2021年通過的第2個刺激方案確實成功提振了需求，卻也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讓選民感覺自己不但被剝奪，而且變得更加貧窮。更不要說，今天這個世界之所以變得保護主義猖獗、民粹主義風行，絕對不是一朝一夕造就的；今天的全球化退位，供應鏈撕裂以及政治人物唾棄共榮、只言自我，也不是單一事件造成的，所有的地緣政治緊張、金融市場波動以及美元體系受到挑戰，更不是靠著幾個經濟學家緊抱不放的經濟指標可以看得明白。政治人物和經濟學家如果不能落實「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再多朗朗上口的政績，再多經濟指標的背書，也沒有辦法拿到選民手上那張反映真實生活感受的選票。（本文作者為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美國康乃爾大學財務金融碩士，長年關注國際經濟、金融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