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2.0、全球化2.0與台灣

川普回歸白宮，對許多國家來說，意味著許多政策不確定性，特別是關稅以及地緣政治衝突方面。在川普的點子落地之前，人們心中充滿著焦慮。川普1.0時，對中國打貿易戰，全球化進入修正時期。認真來說，全球化不是已經死了，而是進入2.0，要讓全球化在遵守規則、遵守協議、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來進行。兩個變局，背後的邏輯截然不同，把場景延伸到台灣，在川普2.0與全球化2.0當中，台灣的機遇在哪裡。

大擺盪下的經濟新秩序

美國社會出現了長週期現象（Long Waves），形成了大擺盪（The Big Swing）。首先要指出，民主社會的政黨，通常根據它所代表的社會階級來畫界線。例如美國共和黨代表社會上層，也就是資本家或菁英，民主黨代表社會下層，也就是勞工階級或草根。

共和黨的經濟思維是「小政府主義」，基本上有錢人的住宅、治安、交通、教育、醫療等等問題，自己都可以應付，他們最重要的經濟訴求，就是政府少課他們的稅，於是會期待政府少管事，要降低各種管制，盡量尊重市場機能。最後，共和黨會支持強大國防，因為許多軍事工業或大企業是共和黨的支持者。共和黨這一套經濟思維，在哲學上講，是保守主義。

民主黨的經濟思維則是「大政府主義」，基本上，窮人與上班族會希望在教育、醫療、住房，還有社會福利等等能得到政府的照顧，會期待政府能做很多事，提供各種補貼與公共建設，以及創造就業機會。民主黨這一套經濟思維，在哲學上講，是自由主義。

過去這一百多年來，美國政治上的政黨輪替，等於就是在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輪替。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20年、1924年、1928年這三次大選都是共和黨勝選。當共和黨的經濟思維居於主導地位時，通常會控制貨幣供給，維持物價穩定，讓利率維持在相對低檔，再用減稅打造出有利於企業經營的環境，刺激研發、創新與設備投資。於是會出現產業革命，推動經濟繁榮，最後出現過度樂觀與資產泡沫。當泡沫破掉的時候，共和黨也就交出了政權。

從羅斯福新政到川普經濟學

1920年代的產業革命是汽車工業，道瓊指數的泡沫在1929年10月破滅，於是美國進入經濟大蕭條年代。1932年的大選，由民主黨的羅斯福勝出，從1932年到1968年，這36年當中有9次總統大選，民主黨勝選7次，共和黨只贏了2次，分別是1952年與1956年的艾森豪。這段期間，我們可以宣稱是民主黨經濟思維主導的時代，這是第一次大擺盪。

1968年我們看到保守主義的浪潮捲土重來，共和黨的尼克森勝選，開啟了共和黨的時代。從1968年到2008年這40年當中，有10次總統大選，共和黨勝選7次，民主黨只贏了3次，分別是1976年的卡特以及1992年、1996年的柯林頓。這段期間，我們可以宣稱是共和黨的經濟思維主導的時代，這是第二次大擺盪。

2008年民主黨的歐巴馬勝選，理論上進入第三次大擺盪，應該是由民主黨的經濟思維成為主流。但是，川普崛起，使得美國的傳統政治版圖出現重組，因為共和黨川普的經濟訴求才是真正針對社會下層。

當川普把共和黨的吸引力伸向社會下層時，美國政治出現了一個新現象，就是「藍領階級的共和黨」。川普經濟訴求的核心內容，就是為社會下層創造就業機會，所以他要對付非法移民，要進行邊界管理，因為非法移民會搶走社會下層的就業機會，以及壓抑工資的增長。他還對中國加關稅，因為許多製造業紛紛外移到中國，不但帶走就業機會，而且使得當地的零售、餐飲、旅遊以及房地產，都跟著受傷。

全球化下的產業轉移與社會分裂

所以，川普1.0要把製造業先逼出中國，稱之為「脫鉤」，到了川普2.0，則進一步要課普遍性關稅，就是要把一些製造業逼回美國，在美國創造就業機會，哪怕是做冰箱與空調的傳統產業也歡迎。

表面上看來對中國加關稅與對抗非法移民，是兩個不同的政策，但其實都有很強的針對性，都是在爭取社會下層的選民，要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進一步來說，當美國社會在「小政府的保守主義」與「大政府的自由主義」之間進行大擺盪的時候，其實是在反應全球化的後遺症，就是在美國製造了社會撕裂現象。

社會上層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多半是跨國企業，可以在全球做優化配置，而社會下層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們多半是在地產業。隨著全球化不斷進行，社會上層越來越富有，社會下層越來越貧窮，這樣的社會撕裂現象，提供共和黨的川普重大機會，他的經濟訴求完全針對這樣的現象來尋找解決方案。

全球化逼出了川普，而川普回過頭要處理全球化帶來的後遺症，要治療社會撕裂現象。全球化1.0基本上按照經濟的邏輯來走，各個國家透過比較優勢與國際分工，來追求經濟利益，同時也推動了技術創新與產業革命。這時候，最大的現象，就是擁有龐大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崛起。

美國優先下的世界變局 首重安全與價值觀

問題出在，中國透過經濟崛起提升綜合國力，想要改變國際秩序現狀，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開始想彎道超車，而出現很多不守規則與不守協議的行為。最後美國不再忍耐，決心與不公平貿易行為正面對抗，於是全球化走向2.0，開始展開大規模修正。到了這個時候，國際經濟秩序不再只看利益，也要看安全，甚至於看價值觀。

與國內出現社會撕裂相似的場景，是在國際上出現「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對立，也就是說，全球化讓地球出現兩大塊陣營。全球北方能夠掌握技術創新的好處，全球南方主要靠原物料與勞動力，比較不能掌握關鍵技術。

全球北方的主導者當然是美國，而全球南方的主導者自然是中國，表面上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大國博弈，背後其實是全球化對國際秩序的撕裂。所以，當全球化進入2.0修正時期，川普2.0等於開始展開全方位修正社會撕裂現象，從國內的撕裂，到國際上的撕裂都有。

台商引領產業鏈重塑 台灣迎來新機

當川普希望製造業能離開中國，進一步回流美國時，他們其實是從全球南方回流到全球北方，這樣的轉移過程出現一個重要角色，那就是台灣。台灣等於是一個仲介，介於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兩大陣營之間。以前是把產業從全球北方移轉到全球南方，讓中國在產業移轉進來之後，成為製造大國與出口大國，關鍵操盤手當然是台商。現在要展開脫鉤，把很多產業從中國移出，進一步到美國直接投資，操盤手還是台商。

從地緣政治到地緣經濟，台灣見證了從全球化1.0到2.0的大調整，接下來很有機會走20年的上升趨勢，引進一個又一個的新產業與供應鏈，包括無人機、機器人、低軌衛星、軍工產業、矽光子及重電設備等等，一方面讓台灣取得新的經濟增長動能，二方面也讓台灣可以在國際間進行產業的重新部署，成為全球化1.0到2.0的主導者與平衡者。很自然地，在川普2.0當中，他會很快看出台灣依然是一個關鍵角色。（本文作者為總體經濟學家，長期鑽研總體經濟、貨幣政策、地緣政治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