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篇》因應疫情,金融調配不可或缺

110.7台灣銀行家第139期撰文:David Stinson 孫維德

金融調配可以確保人們遵守防疫規定、加速恢復正常生活,也能用來估計風險。

灣原本想用堅壁清野的策略,在全民都接種到疫苗前,把新冠肺炎的各種變種都擋在國外。雖說目前還是爆發了疫情,但依然爭取到一年的時間,而且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學到教訓。

防疫過程一定會影響到人們的工作,所以免不了衝擊經濟,某些產業可以改為遠距上班,但餐飲和旅遊業就注定會因為防疫而受傷。這時候決策者唯一該注意的,就是損失要怎麼估計,以及該怎麼分配。這一次的危機雖不是出自於金融業,但仍需要其在防疫過程中密切合作。

經濟因應疫情的方式,大抵可以分成封城前、封城中、封城後3個階段。封城期間最重要的是讓人民遵守規定,因為人們如果擔心自己沒飯吃,就會願意拿自己和別人的性命來賭博。而封城結束後的首要之務,則是如何讓經濟平穩轉型至後疫情時代。

至於在封城之前能制定的經濟政策就比較抽象,如果經濟體質比較有韌性,政府就更願意在第一時間下令封城。這段過程是隱形的,但卻是各國決定防疫政策的關鍵之一。

衡量得失

照理來說,大部分的防疫預算當然都該投給醫療,但世界各國卻都一直走反方向。照經濟學家史蒂芬‧貝利(Steven Berry)和札克‧庫珀(Zack Cooper)2020年7月的計算結果,美國防疫支出裡面直接用在醫療措施上的還不到8%。歐洲也沒有撥出夠多經費讓政府自由運用,所以跟疫苗供應商的談判重點就從製造速度變成了購買價格,最後因為供應速度太慢,歐盟可能得花相當於疫苗價差好幾千倍的錢,去處理其他問題。

不過雖然歐美的防疫規劃都很糟,兩者之間卻有個重大差異:歐洲把錢拿來挹注企業,美國的錢則大多拿去刺激消費。

國家之所以要拯救企業,是因為破產會讓產業經濟價值大減,而且如果是在經濟到處都受到衝擊時賤價出售,價值掉得就會更嚴重。因此許多國家都修改了破產規則,其中又以歐洲國家最多,最後反而讓2020年的破產比2019年少15至30%。

只要企業能繼續活著,就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刺激個人消費,但沒解決的破產問題,之後還是有一天會爆開,勢必得設法換血。這點在歐洲特別嚴重,歐洲的負利率讓整個經濟已經瀕臨「殭屍化」的懸崖。

美國發放現金的方法也有問題,紐約銀行準備系統的消費者預期調查(New York Fed Surveys of Consumer Expectations)指出,人們把紓困支票的34%拿來還債,42%用來儲蓄,只花掉了大約25%。在此同時,股市散戶也在今年造成了好幾起異常現象,最有名的就是大量散戶的軋空,把Game Stop的股價從1月初的20美元推到後來超過100美元。那些轉入儲蓄的紓困支票,雖然會讓民眾更能因應經濟衝擊,而且可能有助於推動即將到來的經濟復甦,但依然是在浪費公共資源。

在供給出現之前調整需求

但這就不禁讓人想問,要發多少錢才不會太多?

有些人懷疑紓困到底會不會引發通膨,尤其是美國這麼做會不會引發通膨。美國的餐廳大概在4月左右出現缺工潮,今年3月新增的830萬個工作機會,已經是20年來的最高紀錄,結果4月的數字比3月還多100萬。缺工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包括失業保險之類的防疫政策,以及木材、汽油、半導體等大宗物資的短缺等等。各行各業的狀況不太一樣,但整體來說,需求的恢復速度都超過了供給。

反通膨人士擔心,這種趨勢即使只是暫時的,也會影響到長期經濟。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就提出這種警告,也指出紓困不應該過頭。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也引述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大衛‧福克茲–蘭道(David Folkerts-Landau)的話,「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同步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而且這種趨勢,在產出超過預期之後還會繼續下去。」

但主流觀點似乎不是這樣,聯準會預期2021年的通膨率為2.4%,2023年降回2.1%,而且很多勞工可能都在等疫情穩定之後才去找工作。更重要的是,雇主和勞工對於在家工作的看法都已經改變,聘雇條件也可能逐漸與過去不同。

上面這些資訊,全都得放在聯準會8月發布的新架構裡面來看,聯準會擔心通貨緊縮的程度並不亞於通膨,適度的通膨可以支持經濟成長。

另一方面,南韓的作法卻跟美國不同。南韓是最早被疫情影響的國家之一,也很快就控制了疫情;但它把後疫情時代的經濟規劃放在產業轉型而非刺激需求上。

去年7月宣布的「南韓新政」,也就是綠色新政和數位新政,規劃了大量資金要挹注未來的關鍵產業,這兩項政策打算在2025年前,在財政支出上投資1,020億美元(約占GDP的6%),創造近200萬個就業機會。目標是讓南韓得以不再那麼依賴燃煤,並促進各種不需要實際碰面的「無接觸」(Untact)經濟活動。某種意義上,這跟南韓政府之前的規劃相同,但新冠肺炎無疑提高了數位轉型的速度。

那些沒有走的路

在新冠肺炎蔓延一年之後,如今也可以來談談那些沒有人試過的方法。

各國目前在經濟面因應疫情的方法,都是注入各種形式的資金。但其實調整規則,讓房地產業暫時收不到錢,可能也會達成效果。畢竟無論是廠商還是消費者,幾乎每個人都得付房租或房貸,如果減免房租、延收所有抵押貸款,封城的成本可能就不會灌到必須要付這些錢的人頭上。

這種方法的副作用之一是房市凍結,但反正大部分人也不太可能在防疫期間搬家。比較大的問題反而是會影響到存戶的利益,或許這也就是從來沒人用過這招的原因。可以想像,這種方法會讓那些製作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公司和信用評等的單位,在重新定義違約的時候焦頭爛額;但我們還是值得認真研究一下,這會不會其實比大幅舉債更務實。

有些國家在疫情期間禁止房東驅逐房客,但這沒有影響房客應繳的房租,禁令解除後,他們就得把累積的房租一次還清,這樣只會迫使他們在疫情期間存錢。

另一個沒有國家用過的招數,則是在確診數降到根本驗不出來的時候宣布封城,這樣就不需要擔心醫院的床位不夠了,而且有可能讓病毒在國內完全無法繼續傳播。麻煩的是,如果真的這樣做,之後就幾乎蒐集不到政治資本去做其他措施。

公共衛生決策永遠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但流行病學家通常不懂經濟。要讓民眾了解為什麼政府要做那些通常會讓人受傷的重大決策,用金融的語言反而比較有用。例如日本似乎要照目前的規劃,在7月23日舉辦奧運,這個同時涉及民族自尊、沉沒成本、各種風險的複雜決定,無論最後成功還是失敗,都會是整場疫情中引人注目的故事。少數幾項跟經濟相關的關鍵決策,影響可能會比一大堆醫療面的逐步進展加在一起還大。要是奧運舉辦之後,政府看待風險的方式還能跟之前一樣,日本的金融專家應該要相當欣慰。(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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