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建設的思維考量 需要超越政治任期

當基礎建設遇上「政治力」

撰文：厲青剛

基礎建設的思維考量 需要超越政治任期

政府整備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時，第一要務應是凝聚社會共識，這個社會凝聚的工作，須將政策論述提高到足夠的社會願景中，讓大眾願意犧牲其他公共支出，支持國家願景發展。

回顧近年我國2項主要新建的軌道系統，首先是開始於1987年，由行政院指示交通部及台灣省政府辦理可行性研究的高鐵系統，過程中又為了因應立法院要求，將辦理方式由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改為BOT，以致到1999年才正式興建，2007年才完成通車。從開始規劃起算，已經是整整20年後。

至於高雄捷運系統則更是早於1979年就開始進行規劃，但由於計畫遲遲無法定案，加上同樣經過傳統發包轉為BOT模式辦理的過程，所以直到2001年才得以開工，並到2012年才完成整個系統，歷程超過了30多年。

這樣長的基礎建設營運前準備，單以高鐵為例，就歷經了2位總統、10位行政院長，而高捷所經歷的行政團隊輪替則更是可觀。同樣的建設項目，卻要歷練不一樣的政治判斷，於是就讓「政治力」成為基礎建設發展最大的考驗。

因為，台灣雖已開展民主化歷程經年，但是對照基礎建設所需要的規劃、興建，以及營運維護的各個階段，執政團隊更替仿若成為基礎建設完工與否的最大夢魘。就如同未通車前的木柵線被形容成是「碰碰車、火燒車、雲霄飛車」，台灣高鐵在通車當日，消基會在車站高舉「珍惜生命，不當白老鼠，拒搭高鐵」的畫面，也取代了通車典禮應有的喜悅期待。

政黨良性互動成基礎建設助力

尤其是近年來，我國的基礎建設發展充滿了政黨惡鬥所留下的斑斑鑿痕。因為對於是否貪汙與清廉的質疑，讓在野者對於執政者公共建設投資的意涵往往是充滿了敵意與懷疑。不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出現了為數不少在政黨輪替後，而造成興建瓶頸的重大建設。當然，也有太多是在政黨輪替後，證明政府投資出了蚊子館或是豆腐工程的貪腐遺跡。而這都在在凸顯出在當前的基礎建設投資決策上，缺乏了用長遠願景與專業管理來推動基礎建設發展的現況。

由於國家區域發展願景的缺乏，或者應該說各政黨在選舉階段所提出的口號政見無法取得社會一致的共識，以致於在基礎建設投資的選擇決策上，往往是由下而上的用區域平衡思維來處理，用以平衡選票所選出的政治人物，來決定基礎建設的優先順序。

只是，當政府搖出擴大內需或擴大基礎建設投資的大旗時，各種民意需求的項目隨之而起，各地期望有飛機場、各縣需要有捷運或者高鐵站。

相對之下，台灣居高不下的自來水漏水率、覆蓋率有限的高齡長照服務網，或者是老化不耐震的都市環境，都因為不是一般民眾平常看得到或政治人物可以剪綵的項目，反而容易被忽略，造成了台灣基礎建設上的發展缺口。

政府有凝聚社會共識的責任

所以，未來當政府在整備各項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時，首先的第一要務，應該就是凝聚社會共識，其次再藉由專業的財務與效益評估來確定投資的意義與效益。而這個社會凝聚的工作，就需要將政策論述提高到足夠的社會願景之中，以求得社會大眾願意來犧牲其他公共支出，以支持國家願景發展的可能。

畢竟回顧過去的重大公共建設名稱，除了「十大建設」有明確標定內容外，「綠色矽島」或「愛台十二建設」的具體內涵，都缺乏清楚的社會認知，也就難以勾勒出能夠令人期待的社會熱情。

所以，這次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新政府實在需要用心來讓人民更清楚的感受到所謂「前瞻」之所在，而不是大量的計畫名稱與零散的工程項目而已。尤其是在這樣的前瞻名稱下，究竟要帶給20年、30年後的台灣有何不一樣的願景？而對於現在10歲、20歲或30歲的台灣同胞，在未來還可以體會到哪種的社會進步？如果無法有效傳達此一畫面到人民心中，則今天大張旗鼓的投資計畫，將有極大可能在後續的政治運作中，又變成明日黃花，徒留債務給後代承擔。

將「圖利」心魔攤在陽光之下

其次，更為重要的，就是利用專業與公開透明，來突破公務人員擔憂被掛名「圖利」的恐怖心魔。因為曾幾何時，在台灣公務人員執行公務推動基礎建設時，往往因為政治的因素，而被掛上「官商勾結」或「圖利」的指責或罪名，就算最後沉冤得雪，往往也是曠日經年，青春不再。

事實上，「圖利」人民或企業本來就是政府應盡之責，只要確定公務人員不得在此過程中獲取個人私利，就應該鼓勵政府戮力圖利所有人民與企業。只是，當前錯誤的社會氛圍，卻促使公務人員不做不錯、多做多錯的作為態度，導致寧可廠商虧本或倒閉，也不願承擔絲毫擔當來落實公共建設的投資目的。

對此，唯一的對策應該就是導入專業職能，並在公開透明的甄審與協商機制下，將政府的各項行政裁量都有清楚的數據或論述，以追求社會的整體效益之最大。試想，如果台北市在一開始就能夠研習清楚目前大巨蛋契約中的各項機會與限制，又豈會淪為在驟然停工後，空轉浪費一年，還仍需要在最後，無奈承認契約效力的困局。而過程中，社會各方所增生的彼此不信任感，更是這樣空轉的最大國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