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投資、貿易都有極佳表現之餘，最大挑戰之一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淨零排放目標與環保問題，二是難以隨經濟成長改善的薪資水準與勞動條件。加入CPTPP，正是解決問題的最佳外來驅動力。
台灣為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多年的努力總算正式遞件申請，邁出重要一步。不同於一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總難免有國內各種支持、反對的爭議，對於加入CPTPP，從馬政府多年前宣示的「8年入T（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開始，台灣各界的共識度極高，無論朝野政黨或產業界普遍認同這是台灣深化經濟整合、接軌國際經濟的重要里程碑。
加入CPTPP對台灣的意義，除了深化經濟整合、確保以經貿立國的台灣得以與主要經貿大國共享市場與遊戲規則之外，對於台灣經濟的脫胎換骨也至為重要。回顧過往，台灣經濟體質與結構的優化轉型幾乎都來自外來因素的驅動，如在美國「要求」下的金融自由化或加入WTO。這是因為國內各種利害關係的牽絆掣肘，往往使得革新不易、轉型困難。因此，積極把握或創造各種有利於經濟脫胎換骨的外在驅動力至為重要。加入CPTPP正是類似金融自由化或加入WTO的「壯舉」，可望將台灣經濟再次提升。台北市長柯文哲「警告」加入CPTPP將如海嘯來襲，雖然言過其實，但即使如此，也無須遲疑，當年台灣加入WTO也如海嘯來襲，但藉由WTO的資訊科技協定（ITA），台灣更得以打造成現今的科技王國。在野黨認為，台灣遞件申請加入CPTPP是在中國遞件申請壓力下的急就章行為，但何嘗不是外來驅動力促使台灣經濟邁進的另一實例。
參與背景與思維 台、日最相似
對於參與CPTPP的背景與思維，台灣應該與日本最為類似，也最有值得參考之處。CPTPP的前身TPP在2010年啟動談判，主導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得以在卸任前的2015年順利完成本世紀第一個、全球最大經濟規模的區域貿易協定TPP，最大關鍵正是日本的加入。而促使安倍政權在2012年上台後，寧可得罪農會系統的傳統票倉，打出「平成開國」貿易政策，逆轉盛行的「TPP亡國論」，力主貿易開放、區域經貿整合，關鍵因素一是來自與中國之間的經貿矛盾――2012年中國爆發嚴重反日示威、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整合概念，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不斷打擊日中在經濟關係上的互信互利空間，也深化了雙方在亞洲經貿地位的對立關係；二是日本高齡少子化帶來消費市場萎縮風險。對日本而言，加入TPP不只來自於外患，同時也來自於內憂。根據當年的推估，日本2060年人口將跌至8,000多萬人，在面對未來可能消失的近4,000萬內需消費人口以及青壯年背負照護扶養壓力，日本政府希望能藉由TPP這個以亞太高所得經濟體所構成的自由經貿區，來擺脫現行產品與中、韓的市場與價格競爭，更希望藉由與日本同質性較高的消費市場，來加速具備尖端技術優勢的醫療、機器人、綠能等次世代需求產業的普及，並擴大其在全球市場規模。也因此，日本在近5年前川普放棄TPP時，立即放棄期待，轉而主導轉型TPP成為CPTPP，背後自有貿易與產業戰略的考量。
最後一個加入TPP談判的日本，在內需市場上面臨通貨緊縮、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結構，對其經濟的挑戰也不亞於台灣，此外，在出口市場的競爭壓力，也與台灣類似，面臨韓國與中國廠商低價競爭或操控匯率的嚴峻挑戰，以及創新、管理的能力不如美國，導致原本在國際間呼風喚雨的日本消費性電子品牌大廠大都陷入困境。為此，日本試圖藉由加入TPP來扭轉此一頹勢，突破經濟產業結構困境與未來發展限制。台灣近年來的經濟情勢與困境實與日本若合符節，也正是台灣必須加入CPTPP的主要原因。
優質服務業可一展身手
CPTPP既是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因此，加入CPTPP對於產業的利弊影響當然首被關注，儘管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層面。對於產業的影響而言，CPTPP在工業產品部份幾乎是全面零關稅地開放，這對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程度不高的台灣而言，根據各界的推估，基本上是利遠大於弊，幾乎不存在會受到嚴重損害的產業，而對企盼簽署FTA最為殷切的傳統產業更具顯著利益。服務業也是較無需憂心的產業，台灣一般服務業的開放程度本來就高，加入CPTPP其實是使台灣優質服務業可以到會員國市場一展身手的契機。
農業全面轉型升級好機會
農業是加入CPTPP最可能受到衝擊的產業，日本、台灣皆然。與工業產品幾乎全面開放不同，對於較為敏感的農產品，CPTPP各會員國的零關稅比例不等，如日本為78.2%，並搭配34種降稅模式、最長降稅期為21年；越南98.4%，搭配23種降稅模式、最長降稅期16年。目前政府希望循日本模式有最高降稅模式組合跟降稅期，或朝越南模式，雖降稅幅度高但降稅模式多元，保留選擇彈性。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於農業的「守勢」固然不錯，更重要的是其「攻勢」。當年日本安倍首相說服農民的處理方式是努力將日本的農業轉變成「攻擊型農業」，化被動受創為主動出擊，要讓日本的農業成為出口（進攻）產業，政府協助農業強化競爭力，成為日本的出口主力。這樣的思維也應該就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指出的加入CPTPP是台灣「農業全面轉型升級的最好機會」，痛苦難免，卻也是必須走的出路；農業如此，各行各業亦復如是。
加入CPTPP對於產業的影響，除了關稅調降的利弊立即效果之外，對產業與貿易結構「質」的影響應該更為重要。首先，加入CPTPP可以發揮區域組織的經濟互補性。一個區域組織內的經濟規模、消費需求擴大，並不一定表示個別出口國對該區域出口貿易金額也能夠擴大，仍需取決於該出口國與出口市場、其他國家在該市場的關係是互補（合作）抑或替代（競爭），這正是日本重視CPTPP遠甚包含中、韓等國在內的RCEP之原因。
台灣至今最大的貿易夥伴仍是中國，對中國40%的出口遠高於中國市場占全球市場的比例，更重要的是產業替代關係日強、互補關係日弱。台灣加入CPTPP可更深化與會員國（特別是高所得會員國）的經貿關係，降低與中國高度連結的風險，開拓更具互補性的市場，帶動產業的高值化發展，使台灣的貿易與產業結構更為健康。這對於政府的新南向與發展高階製造中心更可以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
事實上，日本積極加入TPP、領導CPTPP，除了經濟成長的帶動效果外，更重視其對經濟結構「扭轉」與「刺激」的效果，致力擺脫長期以來日本經濟與產業結構難解的課題，包含了跳脫現行主力出口產業價格競爭的惡性循環、搶占高附加價值與成長潛力產業的優化結構、透過海外產品創新與管理思維產生正向刺激、加快國內農業改革腳步以提升海外競爭能力。而這些其實正是政府從「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到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計畫所欲達成的經濟目標。
改善國內經濟與產業體質
因此，台灣致力加入CPTPP，融入區域經濟整合的產業之利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應該藉由CPTPP來改善國內經濟與產業體質。CPTPP標榜係符合新世紀經濟發展需求的高品質、高標準區域經濟整合協定，納入的議題遠超過WTO規範，是一包含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商業環境、公平競爭、法律原則與橫向整合等經貿自由化領域的全面性經貿協議。因此，CPTPP對會員國的影響，遠超過單純的降低關稅、市場准入，各種必要的法規修訂已經牽涉到改變各會員國的經濟體質，甚至讓反對者發出主權讓渡的疑慮。
對於台灣經濟而言，在如今投資、貿易都有極佳表現之餘，面對的最大挑戰，一是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淨零排放目標與環境保護問題，二是難以隨經濟成長改善的薪資水準與勞動條件，及因此而衍生的分配惡化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難以透過內部努力來解決。而CPTPP依據「競爭中立」原則而生的環境與勞動專章，要求會員國的環境標準與勞動條件都須達一定水準，這正符合全球強調永續發展、包容性成長、ESG的趨勢，期盼經貿成長也能顧及環境的永續性與勞工權益。對於台灣而言，這正是解決前述問題的最佳外來驅動力。（本文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