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賽事創造經濟效益 更創造永續資產

世界各國爭搶重要賽事主辦權

撰文：黃崇哲

大型賽事創造經濟效益 更創造永續資產

世界各國在舉辦運動賽事時，除了在經濟層面產生影響，後續還影響運動產業發展、社會層面，以及創造永續資產。台北市今年將舉辦世大運，期待可以對台灣留下更多的進步動能。

接續2009年高雄世運的順利舉辦，即將在今年8月19日舉行開幕式的台北世大運，又將是台灣近年來體壇的一大盛事。正因為世大運（Universiade）一詞，正是由大學（University）與奧林匹亞（Olympiade）結合而成，顯現出世界大學運動會作為國際體壇盛事之一的特性，其重要性僅次於奧林匹克運動會，而逐屆參加的國家與運動員總數都持續升高，更讓人對此次的台北世大運充滿熱切期待。

除了全國體育界與台北市政府正在緊鑼密鼓的籌辦外，國內包括資訊、紡織、航運、零售等產業也都已經開始贊助與參與此場國際饗宴的準備，共同期望藉由本次世大運，讓台灣近年的發展與社會動能，呈現於世界百餘國家年輕好手與觀賽旅客目光之前，更讓台灣因為外交困境所形成的國際孤立，可以在各國共同參與的賽事之中，得到融入國際社會的一體之感。

對此，本文將針對各國在舉辦運動賽事時對於社會進步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層面進行介紹，並探討台北市於今年舉辦世大運時，整體賽事所可能帶來的機會與應行強化事項，期使這次世大運的辦理，可以對台灣留下更多的進步動能。

主辦重要賽事有助國家形象塑造

2016年首次在南美洲舉辦的第3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熱鬧的在8月間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雖在會前，面臨著包括巴西政府的腐敗和不穩定性、茲卡病毒、巴西總統的彈劾更替等種種嚴重問題，但這次奧運仍吸引了206個國家地區參與賽事，為歷史新高，而在2週的激烈賽事中，更同時改寫了多項世界紀錄。

但在熱鬧的喧譁外，從申請主辦權開始一直到賽事的辦理，龐大的開銷造成了巴西政府預算的莫大負擔。而包括基礎設施的改善工程、體育場館的興建更新，還有如開幕、閉幕及保安等管理費用，雖有包括電視轉播、國內外贊助與門票等來作為活動的收入，都對巴西的經濟與財政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回顧歷年奧運的辦理城市，能夠打平成本者，更是寥寥可數。對於經濟發展而言，甚至有奧運魔咒（Olympics Curse）的稱號，意思是凡舉辦過奧運的國家，之後經濟表現都會走下坡。

然而，雖然在財務上可能無法回收投入成本，但就整體的辦理效果而言，歷屆奧運中也有相當多藉由成功奧運而形塑國家╱城市印象的案例，而這也成為各國各方仍興致勃勃爭取各項重要賽事主辦權的主要原因。這些成功的奧運如1984年洛杉磯奧運，配合本身的大學院校與職業運動產業，在有限的預算中發揮最大的效益。而2012年的倫敦奧運，雖所費不貲，但也藉由奧運的舉辦成功翻轉了原本是工業區的東倫敦地區，成功活化了東倫敦的城市翻新。

而在亞洲地區，包括讓「已不再是戰後了！」這個詞彙成為社會主軸的1964年東京奧運，標誌著日本戰後的復興；以及1988年以「Harmonyand Progress」（和諧、進步）的理念，呈現新興工業化國家面貌的韓國；還有，2008年在北京，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One World,One Dream）體現出中國整體經濟改革開放與加入世貿組織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極力融入國際社會的企圖。

這些鄰國賽事的舉辦，除了成功打造出這些國際形象與國家信心之外，對台灣而言，更是充滿了啟示與學習意涵。由於外交處境的困難，以致於台灣在國際組織中受到不公平的孤立，而在受限制的奧運模式下的體育活動，是少數可以略微突破的缺口。

只是，傳統士大夫的觀念，我國的體育活動除了棒球外，所受的重視都相對有限，更遑論對於國際體育賽事的主辦爭取，更是少有積極。一直到2009年高雄世運的舉辦，才成就了台灣舉辦國際性大型綜合運動會的機會。在當年，高雄世運吸引了102個國家和地區、近5,000名選手參加。而成功的開、閉幕式，更讓南台灣與全國民眾充分體認到我國的國家印象。更重要的，包括隨隊翻譯、賽場服務、認證服務、各項行政支援等超過6,000人的志工，優秀的服務品質令國內外人士稱道，也展現了我國人民好客熱情的一面。

今年，在高雄世運的成功基礎上，規模更為盛大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將在台北舉辦。經過一番努力才爭取得到的世大運主辦權，已經不單單為藍綠政黨或柯文哲市長個人的榮辱問題。在我國困頓的國際處境與地位中，順利辦理應當是台灣的榮耀，也在創造更多年輕世代國際友情的同時，為未來的國際活動舉辦，奠下強大發展基礎。

賽事活動延伸的經濟規模更龐大

該如何衡量大型賽事的辦理價值？在2016年中，依據英國運動智庫Sportcal統計，共有83項世界級運動與競賽在119個城市、38個國家中舉辦，也吸引了超過1,300萬觀眾的參與及帶動了相關的經濟活動。在票房收入以及其他的帶動效果，包括了超過4億美元的淨效益，也帶來超過20億美元的海外旅遊消費，有效的提振各國經濟消費（相關統計詳見Sportcal, Global SportImpact Report 2016）。這些，不論是賽事的財務結算盈餘或是虧損，整體的經濟效益都對各主辦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事實上，賽事只是整體運動產業中的一個呈現面向而已，依據KPMG在2016年針對運動產業的產業分析報告中統計，以2014年為例，賽事活動的規模是800億美元，約只占當年6,000~7,000億美元市場規模的七分之一而已，而除此之外，尚有運動器材與服裝的3,100億美元，運動健身、訓練俱樂部1,050億美元，還有就是與運動有關的基礎建設、飲食還有博弈活動，規模就介於1,000~2,000億美元之間（詳見表）。

但這些經濟影響並非這些賽事所帶來的唯一影響，除此之外，不論是對於主辦國的媒體行銷、運動產業發展、包括志工參與的社會層面影響，還有賽後所創造的運動永續資產（Legacy）等，在良好的治理能力（Governance）搭配下，也都將對賽事的主辦國的日後發展，產生了不同的效益。

大型賽事創造國家及國民永續資產

對此，從1990年代開始，針對大型賽事的成本效益分析，一個針對永續資產的討論逐漸興起。例如，在2012年倫敦奧運籌辦過程中，也設定了3年計畫來針對5個面向，作為奧運為倫敦發展所帶來的永續資產發展目標，並題為「Plans for the Legacy from the 2012 Olympicand Paralympic Games」（2012奧運與帕運之永續資產發展計畫）。

這5個面向包括：讓英國成為世界領先的運動國家；轉換東倫敦都心；讓新世代人口樂於參與志工、文化活動與運動活動；讓奧運公園成為永續生活的標竿；讓世界認識英國是一個有創意、包容的、友善的地方可以居住、參訪和經商。

而瑞士洛桑大學的公共管理學者Jean-LoupChappelet更架構了一個大型賽事的永續資產矩陣（Legacies Matrix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來提供作為分析思維的參考（詳見下頁圖）。

這個永續資產矩陣分別用「國家整體╱個別國民」與「有形╱無形」作為矩陣分析的兩軸，並以運動之關聯進一步細分各個矩陣。

在矩陣的左上角部分，指的是整體有形的永續資產，內容包括：運動的設施以及如交通等非運動相關的基礎建設；而整體的無形資產，則是包括有效率的運動發展政策，以及國家印象（包括著因為順利辦理的成功美名或因賽事醜聞造成的惡名昭彰）。

至於對於個別國民而言，有形可見的永續資產，包括志工的參與還有制服等實質物品的形成與銷售，以及因為賽事舉辦而帶來的工作機會；而無形的永續資產，則是運動習慣的參與養成，還有因為賽事舉辦而帶來的相關技能提升，例如大型國際活動的舉辦技能等。

台北世大運帶來的機會與挑戰

這次台北世大運的辦理上，軟硬體合計將近200億元的預算，除了主辦城市台北市政府出資約90億元外，扣除自償20億餘元，中央政府則是挹注了約90億元的國家預算。換言之，這次的世大運不僅是台北市的大事，更是全國的盛事，值得國人更多的關注與期待。

而在這樣的投資之下，依據籌辦計畫評估，將對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等產業，帶來約190億元的收益（附加價值增加），以及大約8,000個年度工作機會（相關資料詳見「2017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籌辦計畫」）。

但也非常清楚的，這次的世大運辦理，就算對照最佳估算情況，在售票收入上也僅有7億元之譜（包括開閉幕式）。也就是說，此次辦理世大運絕對無法有財務上的投資報酬回收機會。但相對的，國人更期待可以在盛會下創造屬於台北或整個台灣，對於運動賽事的永續資產。

配合前述分析架構下，即將於今年8月舉辦的台北世大運，我們可以期待下列幾項可能達到的永續資產矩陣。

1、在整體的有形資產上，針對本次新建的場館，包括網球與籃球等，都能夠有更良善的未來使用規劃，以避免蚊子館的產生。此外，選手村後續社會住宅的運用管理，也能夠幫台灣目前居住正義的追求中，扮演起提供青年住房安全的關鍵角色。

2、對個人的有形資產上，期望能夠充分發揮台灣人的志工精神，並於會後成為健康促進團體，如此不論是國民健康的提升、健保財務壓力的紓解都可以有組織持續帶領推動。

3、國家印象的再一次形塑，將是本次賽事最重要的國家整體無形資產，如何設計，讓為本土選手創造主場優勢的感動，成為台灣人共同的美好團結記憶。

4、最後則是結合柯市長的醫療背景專業印象，可以規劃利用世大運在市民與國人的無形資產上，創造出更多的運動活動參與意願。而也在觀光會展產業上的活動辦理以及大型會展國際接待專業上，可以得到全面的提升。

讓我們共同期望，就如同台北市政府所規劃，藉由良好的規劃與賽事舉辦，可以讓2017年世大運見證青春傳奇、實現青年夢想的運動饗宴，並向全世界傳達出台北的友善、熱情與活力，更讓世界因擁抱青春的力量更加美好。（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院務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