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公司法制的崎嶇之路

蔡英文總統競選時曾提出全盤修訂《公司法》的政見。去年產官學界罕見的合組民間修法委員起草，宣導也聲勢浩大，但經濟部旋即改採階段性修法。這議題因不易看懂門道，不如年金、司改、前瞻建設一般熱鬧，但迄今已似內鬨，外界雜音迭起。

公司法制攸關企業活力與促進籌資，修訂應更縝密。基於逾30年之實務與教學經驗，淺見以為：第一、現制防弊與僵化已久，大幅修訂未嘗不可。第二、但官民兩個版本皆非重大改革，也未必能與全球接軌。第三、總統政見應是興利與鬆綁，但草案已變調為修補與防弊。第四、公司法制的使用者是產業！但企業界對修法冷漠與不安兼而有之，不知為何而戰。

不符政策邏輯 忽視市場實務

檢視草案宜擱置漂亮的語彙，撇開「換湯不換藥」的規定，聚焦是否立竿見影。準此，草案的融資層面（即資本結構）似是最大亮點，譬如認為引進無面額與超低面額股票有助於新創事業。我國《公司法》最弱之處確係公司資本結構、增資發行、盈餘與公積之處理與相關會計制度及財務揭露。但從實務面來看，修法效益或許誇大。

癥結在不符政策邏輯又忽視市場實務：為提升世界銀行對台灣創業環境的評比，最低實收資本額的規定早在2009年就已廢止，卻仍保留毫無意義的面額與資本登記，而維持驗資。這樣不但落後先進國家，甚至也輸給中國大陸，徒增會計師查帳簽證的費用，而仍無法避免作假或登記失真。

「超低面額」（low par value）本即未明文禁止。以往實務上不容許，實因未落實依法行政，官員仍操心實收資本登記，怕相關制度破功。故此次官方版特別規定採無面額發行者，所收股款（在會計上本屬資本公積）應全數撥充為實收資本，似有違會計科目，無面額制恐亦因此更不利於低面額制。

面額與資本登記還阻撓鑑價。在矽谷，創投基金與新創事業談判入股，只須商定原事業之市值（pre-money valuation）與所擬投資之實際金額，以及同意新股東可取得之持分，不必擔心面額與資本登記、驗資或「技術股」出資如何認定的問題。

我國法強制公積以限制分配，而且財務能力因此不透明；累積盈餘無法隨時進行期中分配，皆顯示保護債權人重於股東權益或公司治理，怪哉。發行新股時有許多外部的限制，不利企業籌資或調整體質，可惜此次修法都沒做有意義的鬆綁。

法條過度規範 干預商業行為

創投與新創事業是否會因公司法制不佳受挫？未必！最近幾10年外匯管制開放，而且自2008年中旬已經開放台商的境外註冊事業回台上市櫃，所以投資案可透過境外（如開曼群島）公司執行與營運，對創投業者與創辦人尚稱兩便。迄去年底，892家上市公司中有59家是國外企業第一上市，732家上櫃公司中有34家是國外企業第一上櫃。上述境外公司中約8成是台商回台上市櫃，分布的產業為科技類（例如電子、半導體及生技等）約45％，非科技類（如貿易百貨、機械、塑膠、汽車、橡膠、建材、航運等）約55％。

從公司法制來看，這些衣錦返鄉業者之例鼓勵新創事業（不乏現下最夯的數位經濟業者）跟進，顯示嚴峻的制度競爭：佼佼業者可能棄用國貨；開放境外公司上市櫃政策的重要性也不下於修訂法典！

本文不太著墨於防弊，因實已過度規範。產官學界都深知台灣用公司治理制裁商業行為的極致，就是祭出背信罪等刑罰，但忌諱對國外宣揚，怕反被認為不太文明！

這次修法可惜不太參考美國德拉瓦州（Delaware）的公司法制。它能百年不墜、馳名全球，係因該州財經法曹界（corporate law bar）悉心維護，唯專業是問。公司雖然營利，卻是民間自治結社。近代的商人法（law merchant）也因商界自己關心與主導，才日益完善並促進經濟發展。

如有類似的決心與做法，對修法目的、政策邏輯、期待效益、配套措施，乃至於修法策略，踐行縝密的構思、辯證與歸納，即便健全公司法制之路崎嶇蹣跚，終有登峰之時。

全盤修正《公司法》知易行難

草案為何從全盤修正縮水為階段性修正？時也，勢也！

20年來，這是第三次倡議全盤修正《公司法》，而始作俑者就是筆者。在90年代中期推動亞太營運中心時，我堅信公司法制需全面翻修，以釋放企業活力，否則仍會只堪代工，就在上世紀末為經建會完成第一篇全盤修正的研究報告。但理念立即不敵現實：時也，勢也！

有鑒於金融跨業經營趨勢，2000年財政部找上我起草《金融控股公司法》。因其強勢推動金控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法》反而突破《公司法》！2001年又因經建會何美玥主委的支持，我草擬的《企業併購法》又再顛覆《公司法》。這些破壞式創新的特別法是便宜之計，但確實立竿見影，迄今仍堪認可。

條文堆砌不出制度；公司法「制」應明確交代證券法規與商業組織相關法規運作、配套的政策邏輯與理念。不問全盤修正是否可行，必須全盤檢討、整體歸納，而此次修法歸納整理似有不足。

我國《公司法》規範幾乎獨步全球

我國的公司法制經過長期、頻繁又小幅的修正，產業政策夾雜防弊思維，條文有如板塊糾結擠壓，形成罕見但無法傲視全球的規範。比較重要的特點譬如：

組織型態一籮筐：開宗明義的無限公司與兩合公司有如恐龍，人間罕見。股份有限公司的修法趨勢是股票無實體化，未來又與有限公司有何差異？2015年打著外國立法例的名號，硬弄出一種閉鎖公司，介於這兩者之間，此次卻又保留。此外，又想趕搭國外潮流，再創一個「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類型，適用上益增困擾。

一輛車配三個駕駛：因《金融控股公司法》而致《公司法》接受一人股東，卻仍要求三人董事會，因為依照19世紀的民權初步思維：一人僅可獨白，二人只能對談，三人才能成「會」！

隨處插枝：有些涉及籌資的規定放在《公司法》，有些基本的規定反而又放在《證券交易法》，端視當時立法院在審查哪個法，插枝即成。

產業政策法典化：《公司法》要兼顧《勞動基準法》（強制員工分紅入股，而且還有硬搭優先增資、配發股票紅利、認股選擇權、限制型股票等多種、複雜的做法），又要補充《銀行法》（如限制對外保證或貸放資金予他人、政府紓困），還超越或扭曲會計準則（如公積的用途限制）。

特異的董事制度：依法人代表制，X公司的董事是Y公司或Z機關，絕非天方夜譚，但恐不易對國際投資界講理！在人頭掏空力霸集團案之後，引進國外實質董事的規範追到底，無可厚非，但政府為公共利益而指派者（包括派任在所謂「泛官股」的上市櫃公司），上級與上上級可以免責，即便人事核定可能上達層峰。這種官民不平等的豁免待遇，在民主法治社會相當罕見。

使勁登記失真資訊：公司可能虧損累累，但政府網站顯示資本充實，因為只登記當初實收過的資本，好比刻舟求劍。

官民突兀的修法建議

官民兩版都有一些突兀的條文，值得再商榷。學者建議公司登記e平台以及強化相關財務揭露，似乎管制成本過高而效益有限。

因2001年《公司法》修正查閱或抄錄公司登記資料相關條文時，當時何美玥政務委員強力要求建構，商業司網站已是一種基本資料平台。但更多的財務揭露會超越公司登記的任務，而涉及徵信機構（credit bureau）與相關制度的設計。有意取得含金量較高資料的私人，應自行負擔尋覓成本。

引進公司秘書（其實應稱秘書「長」或「主任」秘書）的建議似未注意現行法並不排除此職位，許多大型公司也已設置。但如不得由董事兼任，則與國內外實務不符，且何必強制律師代辦？如因sogo一案之爭議纏訟多年而做此建議，則似乎杯弓蛇影。

官方版增列立法目的，有遵守倫理規範及宜盡企業社會責任的規定，可能滋生爭議。美國從打越戰開始，到最近股神巴菲特公司的股東常會，每年都有股東提出敏感的社會性（或倫理性）議案或發言以致失焦。道德昇華成法律固然崇高，但道德的認定不宜由政府擔綱。國外係以soft law方式軟性推動企業社會責任；CSR既非法律責任，故不應入法。盱衡政府對公營事業與泛官股上市公司的重大影響力、行政部門慣於道德說服的積習、日益惡劣的政治風氣與民粹氛圍、公司法制的專業性等因素，此議題實一動不如一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