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
中國信託銀行副董事長利明献:國銀要走出差異化 海外發展才足以成功
政府積極鼓勵金融業加入新南向行列,然而,金融業真的準備好了嗎?中國信託銀行副董事長利明献對此提出見解,金融業必須加強自我檢視經營策略與定位,才足以因應新南向布局的挑戰。
以長達將近20年的時間,親身參與花旗銀行對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兩岸三地的海外布局,中國信託銀行副董事長利明献不僅具有跨國金融家的視野,同時在累積多年的跨國布局實務經驗之下,更能清楚看出台灣金融業者所面臨的諸多結構性問題。
而對於當前政府大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他除了透過中信銀參股泰國子行,表達對此政策的鼎力支持外,在接受《台灣銀行家》雜誌專訪時,也以宏觀格局與多元面向,剖析金融業者若要成功走出海外,所必須克服的結構性問題,相當值得金融同業深入省思。
2005年利明献出任花旗銀行台灣區總裁,5年後再被外派到廣發銀行擔任CEO,期間見證了中國大陸的銀行吸收外資及壯大的過程。回顧過去10年來,他認為,目前全世界前10大銀行,就有6家是中國大陸的銀行,這與中國大陸經濟在近年來高速成長有絕對的相關,包括每年超過10%的經濟成長率、15%至16%的貨幣供給成長率,以及銀行獲利成長率25%,都顯示經濟成長帶動金融業壯大的軌跡。
利明献也進而指出,儘管近半年來中國大陸監理機關正進行金融業的結構調整,使得今年第1季出現了近20年首見的資產負債表普遍「負成長」,但這僅止於收縮與金融業同業往來的資產,企業的貸款量仍在繼續成長中。
反觀台灣金融業的發展,這出現了相當大的對比。中國大陸的金融業能盡收產業壯大、經濟發展之利,連帶使得金融業規模一併擴大,但台灣金融業的發展軌跡卻並非如此,顯示出當前所面臨「供需不均衡」的結構性困境。
台灣金融業面臨結構性困境,無法隨產業崛起一同茁壯
然而,結構性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首先是國銀之間的整合。利明献提到,台灣目前除了少數的國銀與外商銀行有所謂的差異化業務之外,大多數的銀行業務同質性高,加上台灣超額儲蓄率特別高,使得台灣金融業在資金面的供給遠大於需求。
他舉例,台灣目前超低的逾放比,正反映出這個現象。現在台灣大部分的銀行平均逾放比小於0.5%,堪稱全球最低,表面上看起來台灣的銀行放款資產品質的確非常好,但深一層來看,則反映出整個放款市場供需不均衡的問題,即市場對資金的需求實在不振,讓銀行不知該把錢放到哪裡去,而一旦銀行在國內市場發展受限,海外市場將是另一個尋求生存空間的出路。
另一個很明顯可見的現象,利明献分析,這幾年國內包括傳統產業及高科技產業崛起、茁壯的過程中, 金融業的表現不僅相對偏弱,且跟不上這些產業壯大的腳步,特別是無法掌握這些產業壯大時,所衍生的金流、商機。
對此,他相信多少跟國內面對金融整併議題的氛圍有關,當政府無法以政策牽引金融機構間的整合,把規模再擴大,金融機構就無法產生結構上的質變,導致大家都在一起「賺小錢」,看似安穩,但相對沒有突破性的發展,同時也更缺乏改變的動力。
別讓新南向只是「外移」,也要解決資產配置不均衡問題
不論是西進或是南向,他認為都是國銀拓展更大布局所必走之路,除了西進之外,在台商從西進轉戰東南亞的帶動之下,東南亞被視為另一個國銀海外據點設置地,有4成的海外據點、202個網點集中在此,其中,越南有55處、柬埔寨有40處,是台資金融業在東南亞耕耘最多的2個國家。
對於政府所積極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利明献相當贊成,亦主張金融業的參與對台商在當地發展非常重要;特別是人口紅利與經濟成長潛力,他指出東協(ASEAN)有6億多人口,中產階級大於7,000萬戶,GDP有2.4兆美元排名全球第7大,並有超過5%的經濟成長率,有超過1,200億美元的外資投資金額,足證國際間對東協發展潛力的看好。
另一方面,新南向政策也同樣面臨來自中國大陸的挑戰。先前日本、美國、台灣可說是投資東南亞的前3大國家,但如今中國大陸透過「一帶一路」急起直追,甚有可能超越排名第一的日本。
在此同時,還有一個必須好好解決的問題,就是國內外資產配置不均衡,即使是推動新南向,也不能偏廢對本土的投資,他坦言:「不要讓新南向只是『外移』而已!」舉例來說,現在壽險公司及投信基金65%的投資是以海外資產為標的,但台灣大型企業的投資者卻都是外資,本土市占率比起外資就少了約1億美元。
他認為,不僅要積極參與南進等海外布局,金融業也應多面向以更有競爭力的方式,進行資產配置調整,讓資產配置達到較均衡的平衡點。
金融業須具備2大條件,才能真正掌握新南向契機
由於東南亞的人口紅利,再加上物聯網等科技的崛起,利明献前瞻預言,儘管東南亞相較於現在的大陸,有不少產業有待升級,目前大約有15年的落差,但相信在物流、科技金融、零售及服務業升級,甚至是物聯網的帶動之下:「也許只要花5年就可以追上15年的落後!」他進而強調,這對台商不論是製造、服務,或是科技業而言,都將是很重要的發展機會,然而台資銀行赴東南亞設點,與國外銀行相比,每家規模都稱不上大,如何跟上這一波台商在東南亞壯大的新商機,還是又如同過去,再度錯過?他更語重心長的建議,台資銀行必須設法讓自身具備2大條件,才能真正掌握新南向的契機。
第一,銀行應該要追求服務上較高品質的差異化,真正提供客戶客製化的服務;第二,總行必須展現一定的實力,尤其在客戶的跨國金流服務上。以花旗、滙豐及渣打等國際銀行為例,在全球都有完整的服務團隊,不僅能隨時配合客戶進行全球的資金調度,更能稱職扮演好客戶的「跨境主力銀行」角色。
跨文化的布局,管理架構應有明確的3層次
利明献也提醒,東南亞是跨文化的管理,挑戰也更大。以花旗經驗來看,花旗早年就成立專責的「國際部門」來統籌全球各地的國際化布局,包括海外各地所需的人才、風控、業務流程等管理,即便是面對各國家不同的內稽內控與法規環境,花旗也會預先訂定明確的組織戰略及資源配置來因應。
當整合組織架構後,資源的有效分配也必須到位,依各地區的發展潛力進行有效率的分配。最後,則是如何發揮關鍵執行力,培養國際金融人才,才能達到不同地區的目標管理。
其中,在國際金融人才方面,他點出外界的迷思,國際人才絕對不只是會講英文而已,而是必須深入了解當地監理環境與相關規定,因此如何善用在地人才非常重要,包括借重他們的在地經驗,好好經營與地方政府或監理機構的人脈關係,至於怎麼具體經營:「絕對不只是吃飯喝酒!」需要真正深刻了解當地監理文化與運作模式。
要能做到有層次、有架構的海外布局管理,非得有足夠的規模經濟支撐,也因此,利明献表示,並不是每家金融機構都具備進軍海外的能力,規模大小、資源多寡絕對是關鍵,特別是為能符合當地監理機構所要求的法遵,資訊系統的完備是必須投入龐大的資金。
金融整併創造規模經濟,有助於國銀拓展海外布局
回頭檢視台灣的金融業結構,他有感而發的說,台灣很多銀行都有執照,但卻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建置國外監理機構的法遵要求,如能透過金融整併來創造規模經濟,相信有助於國銀拓展海外布局,但在國內,金融整併幾乎已成禁忌話題,一旦沒有規模經濟,也將限制了台灣金融業者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台灣金融機構的同質性太高,也同樣成為限制了國銀海外的發展。所謂同質性高不僅存在於客戶群,就連業務的基礎幾乎是雷同,利明献一再強調,銀行應正視「差異化」的重要性,差異化不僅是規模大小,也包括各銀行的經營目標與定位,他一語中的,國內清一色是商業銀行,反而沒有政策銀行、中大型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等責任分工,因此不論遇到任何新業務,銀行不分規模大小或業務定位,全都一窩蜂的盲目投入,像是TRF事件、第三方支付或是最近很夯的Apple Pay,都是如此。
他更以日本、新加坡的經驗指出,台灣應該師法這2個國家,對於不同類型的業務定位與目標,必須清楚區隔分工,銀行應大的很大,小的則很小,各有其定位:「台灣的銀行現在是不大不小,我們真的應該好好深思,如何透過政策引導出銀行的差異化。」
放眼未來,利明献認為,目前中信銀在國際化的布局上,可說是集跨國銀行經驗於一身的國銀,除了在多年前,就成立「國際管理部」來統合許多海外據點之外,中信銀在海外也有分行、子行2種差異化營運模式,而不同的模式都有不同的經營策略。他對此說明,中信銀對子行的經營重點除了全方位業務及客群經營外,更重視異業結盟與在地化,並尋找當地合作夥伴創造雙贏的利基,而分行方面,則以「總行實力延伸」為出發點來布局海外業務。
南進須審慎評估,與其遍地開花,不如重點深耕
對於金融業的南進,利明献也重申:「與其遍地開花,不如重點深耕。」他深入分析,東南亞國家眾多,每個國家都有機會,但我們應該先審視自身的實力、業務類型、客戶特質,以及與當地關係經營的難易,來評估是否適合進軍耕耘;更具體來說,這又回到總行對於該銀行的海外布局,究竟能提供多少資源來支撐?實力是否夠強大?人才及對在地環境的了解,以及越趨嚴格的監管成本等是否足夠?否則,就算目標國有再多的經濟成長率,或是利差再大,銀行也得考慮「走出去的代價」,倘若銀行無法克服人生地不熟,或是匯率風險等問題,貿然南進的結果恐怕也會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