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貿協搭起PMI大平台 助台商南進「打通關」

時值新南向政策推動的關鍵時刻，外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從政策脈絡勾勒出貿協的重要使命，期盼為台商與金融業搭起有力的平台，並成為台灣在南向航道上的強力奧援。

政府推動的「新南向政策」，現任外貿協會董事長的黃志芳可說是重要的推手，原本擔任「新南向辦公室」主任的黃志芳，在轉戰外貿協會董事長職務之後，對於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已被視為是他在貿協最重要的任務。在他看來，現在的新南向，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大航海時代」一個新紀元的來臨，外貿協會將透過PMI，即人才、融資導引、商情資訊搜集等3大項重點工作的串聯，為有志新南向的金融業者或台商，搭起有力的平台。

黃志芳在貿協對於新南向政策推動著力之積極，從他辦公室一進門處的一塊玻璃板，就可看出，這塊幾乎相當於一面牆大小的玻璃板上，滿滿都是思考對於新南向如何順利推展的策略，包括必須化解的障礙、企業與金融業需要哪些協助等，以及他和他的幹部們腦力激盪之後所提出的執行架構，足見黃志芳在新南向政策的投入及用心。對於貿協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上所扮演的角色，他更以要扮演「星際戰艦」，作為他的期許。

觀察百年多來，世界主要國家的產業及金融業擴張的速度，黃志芳有感而發的說，在英國這個上百年的老牌金融大國，其全球金融布局打從19世紀就已開始，因此談到金融業隨產業而走的國際化布局，可說駕輕就熟，馬上就有現成的資源，舉例來說，渣打銀行在東南亞，就有超過140個據點，這和我國產業及金融業在海外布局的軌跡，大不相同。

我產業及金融業海外布局軌跡迥異

回到台灣的情況，他觀察，我國產業在1980年代末期，因為當時《勞動基準法》開始上路，產業面臨人力資源等生產成本上升，因此開始第一波的外移，中國大陸及東南亞，都成為台商外移的目標地區，在中國大陸，依據國台辦的統計，總共已有9萬多名台商，而在東協國家，依據東南亞台商協會的統計，總共有超過2.5萬家台商已進駐東南亞市場。說到這裡，更宏觀的來看：「過去30、40年，我們形同已在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建立了2個『製造業帝國』！」但相對於產業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蓬勃發展，再回過頭來看台灣的金融業，黃志芳則直言：「相對於產業擴張的速度，台灣金融業腳步太慢。」在缺乏金融業者在海外的有力奧援之下，使得我國企業在海外打拚，經常會面臨在地融資的辛苦，也因此得找其他方案。

在新南向政策上，黃志芳以PMI來點出「打通關」的3大元素，其中，M就是指融資，他形容，M不僅與金融關係密切：「更是重中之重！」說到這裡，黃志芳認為，國外不乏有相關經驗值得借鏡的國家，其中日本經驗，他就認為非常有學習的價值。

日本對外經貿戰略體系值得借鏡

黃志芳進一步說明，日本經驗之所以值得效法，對於產業投資海外，金融業的協助及搭配政策的執行，整個可說是一套非常有層次，而且周延的系統與執行架構；更明確的說，他認為，這顯示了日本的對外經貿戰略體系及架構非常的完整，政府及半官方體系搭配了國內首屈一指的5大商社，以及大型銀行集體投入、具體執行， 也因此不僅在第一時間，就能掌握最新的海外投資商機，而日本商社與半官方的市調機構再把擬投資的項目、制定的計畫，透過緊密的合作加速執行，並集結日本國際開發銀行之力，在融資上得到充分的奧援。

在計畫完成之後，接下來就是分工執行，他指出，5大商社在執行海外投資計畫時，各自在不同的產業有一席之地，亦有完整的產業鏈，這也使得日本在競標海外各類的大型基礎建設，不愁發包時沒有完整的產業供應鏈作為後盾，也因此不會有接了案子卻無法如期完工的風險或變數。

反觀台灣，正由於沒有上述近似於日本那種嚴密執行的架構，以及有層次的資源、機構整合，由於結構較為鬆散，因此對海外基礎建設，接案種類頂多只能接「小包」。

黃志芳也透露過去的甘苦談經驗說，數年前他還在民間企業時，就曾吃過這樣的虧。他回憶曾代表公司去印尼、越南對資通訊產業相關的標案投標，當時的國際競爭者有美國的思科、中國大陸華為等大型電信集團，明明台灣業者的解決方案，不比其他國家的電信業者差，但永遠都是在最後關頭，當技術不相上下時，就輸在計畫性融資的評比，導致敗北。深感國銀對廠商的融資支持，對於廠商在海外發展的重要性，倘若沒有金融業者在這一方面的有力奧援，廠商擴張海外布局的競爭力，將大受影響。

韓國輸出入銀行扮外貿重要推手

不過話鋒一轉，黃志芳認為這種情況，現在已慢慢在改善，他以中國輸出入銀行為例，新任理事主席林水永在上任之後，就非常積極針對新南向，親自下鄉到中南部舉辦了多場的「新南向融資說明會」，而輸銀的資本額，也將從120億元逐年增資到320億元，已是一個新的開始。此外，包括農業信保、中小企業信保，以及海外信保等3大信保的融資額度與操作空間都已漸擴大：「現在可說已走在正確的方向之上。」

對於輸銀在廠商走出海外所扮演的角色，他直言其重要性，也點出台灣與其他國家，如韓國最明顯的落差，在於資本規模；我國輸出入銀行的資本額，僅為韓國輸出入銀行的1/10而已，這也使得產業的需求及輸銀在輸出保險、融資等所能提供的額度，差距擴大，這對台灣產業而言，是非常可惜的事。

而讓黃志芳感觸更深的，是數年前韓國的輸出入銀行，還因為台灣資金市場的利率，在亞洲市場是出了名的低，特別跑到台灣來借錢；「這等於向台灣市場借低利資金，然後拿到韓國去幫韓國的產業走出海外發展！」而韓國可說是台灣的主要貿易競爭對手，換言之，這等於借錢給台灣的貿易對手去擴張海外的實力，去擴張海外的布局。

新南向的重點不只在產業，也在於金融業，包括金融業也要齊心：「不僅是新南向，整體的國際化，也是一條必走之路！」在黃志芳看來，台灣的內需市場較小，而且沒有天然資源，外交處境也相當艱困，因此，唯一的路就是向外打拚。

「人才」為新南向政策重要經濟戰略

新南向政策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經濟戰略，黃志芳點出：「就是以人為本。」他認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政府並未注意到企業在南進時，所需要的人才養成，因此，很多是由企業自己想辦法培養南進所需的人才。

這種例子不只一個，而且從傳統產業到高科技產業，所在多有。如某個國內知名大型化工企業集團，就直接赴越南找優秀的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來就讀台大化工系，等畢業之後，該生可在台灣的總公司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再回到越南當地的分公司工作。

此外，位於嘉義的遠東機械也是一例。遠東機械每年都找印度的100名高中生，前來就讀台灣的大學，之所以鎖定印度，是由於印度人的英文好，未來在跨國業者，可運用的面向非常廣泛；此外，像聯發科，也同樣在IC軟體設計的高階人才培育裡，鎖定印度的大學畢業生，以獎學金協助這些優秀大學畢業生來台灣進修。

大企業集團需要人才之外，黃志芳也強調：「中小企業同樣也需要！」由於中小企業所能培育人才的資源有限，這就是政府必須協助之處。他對此透露，外貿協會已爭取教育部的協助，未來包括獎學金的名額會增加，也會有更多的人才培育計畫，讓印度及東協國家這些優秀的學生，在完成學業之後，就可以直接和台灣產業的人才需求密切的「對接」， 或是這些學生亦可選擇回到東協國家，協助台商在當地的企業來打拚，因此這也將與當地的台商，作緊密的串聯。

回顧前幾年因為對於東協人才養成及供需未妥善媒合的情況之下，所導致的後遺症：「竟然拿完台灣獎學金、念完書的學生，在回到東協之後，反而被日韓企業吸收過去，而不是為當地台商所用！」這非常的可惜，而且在台灣念過書的這些東協國家的學生，之所以這麼受日韓企業歡迎，最主要是在台灣所接受的訓練，有一定的品質保證，現在台灣有29,000多名東協的學生，正在台灣就讀，這將成為新南向推展的重要人才庫。

另一個明顯的現象，就是在台工作的外籍移工。黃志芳分析，在台灣，有60萬名的外籍移工，很多人可能意想不到，這些外籍移工在台灣工作3至5年之後，回到東協在當地台商之間有多搶手，因為這些移工在台灣工作一段時間，關於工作倫理等，已吸收了台灣的觀念，不用再從頭教起，所以受到在地台商的青睞。

台灣醫療技術出口將是一大亮點

在各產業領域裡，台灣也有一定的出口強項，黃志芳隨即強調，台灣醫療技術的出口，就是新南向的一大亮點。他舉例，像是越南因為當年越戰影響，每年有千萬人出國治療癌症，過去他們不是去新加坡，就是去歐美，未來台灣可開發這塊市場；此外，印尼亦對台灣的醫技非常感興趣，黃志芳指出，近來貿協就安排印尼參訪團，來台參訪榮總、長庚及馬偕等3家醫院。

「台灣的醫療是真的有競爭力！」甚至因為對台灣醫療競爭力的信心，有台商就直接在越南平陽省，自行斥鉅資，興建了具高達2,000張床位的震興醫院，而且已著手找台灣的醫院來幫助經營。

台灣醫療技術之所以在東南亞市場有切入點，各國有不同的需求，例如印尼是因為醫療水平不夠，馬來西亞則是因為私人醫院費用太高，竟是台灣的3至4倍，所以有錢人紛赴海外就醫。

黃志芳再以明確的數字舉例鼓舞醫療產業加入新南向的信心，他說，去年外人來台灣就醫，有23萬人，其中有28％ 來自大陸，另有17％來自東南亞，顯見醫療產業搭配新南向的發展潛力，而且現在台灣醫療產業還能進而和ICT、交通運輸等結合，發揮更大的前進海外優勢，絕對是值得透過新南向政策進軍東南亞的明星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