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中國經貿政策成因與效應

劉錦龍

現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教授

學歷：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經濟學博士

經歷：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副教授、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美國Duke大學訪問副教授、美國Fulbright獎學金訪問學者

自從2015年川普參與共和黨總統初選以來，川普針對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問題，一直採取強硬姿態，在2016年6月間川普於美國賓州小鎮藉著一家金屬回收工廠發表美國經濟獨立宣言中，就針對貿易課題提出7點方案，除了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撤回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重新討論北美貿易協定（NAFTA）、重新進行貿易協商外，另外的4點方案都是指向中國，包括：商務部調查國外違反公平貿易案例、將中國公告為匯率操控國、將中國違反貿易作為送交世貿組織處理、中國必須停止其非法行動，包括偷竊美國商業秘密，否則將以美國貿易法律論處。

為什麼川普對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問題會採取這種批判式的態度？若從政治面來看，或許大家已經忽略了4年前的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時，代表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Romney）就針對美國與中國的經貿課題採取鷹派態度。當時，羅姆尼就指控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對美國政府與企業的駭客行為、操控匯率，並指出中國的掠奪式商品訂價行為，已經「謀殺」（killing）美國人的工作。當他成為美國總統後將進行3件事：將中國列為匯率操控國、在世貿組織採取行動、對中國課徵關稅。他之所以必須要做這些事，因為不能夠讓「中國持續再偷走美國人的工作」。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對中國經貿所展現出的態度，基本上與4年前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態度一致。但兩人在貿易思維上仍有所不同，2012年時羅姆尼仍然強調他熱愛「自由貿易」，但這回川普則強調「公平貿易」而不是「自由貿易」。

為何2012年與2016年兩次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都對美國與中國經貿問題採取與過去不同的強硬主張，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特別是台灣與中國之間又存在相當密切的經貿關係。長期以來，美國學術界、政治界，甚至媒體界對自由貿易的嚮往、憧憬與支持，為何在最近幾年間產生位移現象，並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都出現抗拒的聲音。要探究這件事，就必須簡單來了解過去30年間美國經濟整體的發展。

美國自中國進口大幅攀升

附圖是美國1990年至2016年間每月自中國、日本、德國與南韓4個國家的進口金額。在這26年間，美國自日本每月進口金額的變化並不太大。德國與南韓兩國金額變化雖然比較大，但若與中國相比較，這些國家的變化幅度則相對為小。美國自中國每月進口金額的急遽上升則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後發生。

而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歷年變動情形，在1980年至2000年間，就業人口長期維持在1,700萬至1,800萬人之間，但在2001年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後就產生急遽變化，在2001年到2003年間製造業就業人口降低300萬人，雖然在2004年至2007年間因國際經濟景氣繁榮，就業人口下降趨緩，但在2008年後因經濟大衰退，就業人口又快速下降，在2009年已經減少至1,100萬人。

另外，美國就業人口每週實質薪資的中位數金額，在1995年至2000年出現快速上漲，但在2000年後就出現停滯不變的長期現象，其間甚至多年都是下滑。再看美國的失業率與勞動參與率，美國勞動參與率在2000年達到過去20年來的最高點後，就一直往下滑，照說勞動參與率上升與失業率下降會呈相反向的趨勢，但在2008年大衰退之後，則出現同步下滑的情形。從受雇員工薪資所得占國民所得比率，也可以看出在2000年前平均維持在46％以上，但在2000年後開始下降，2008年大衰退前雖有所回升，但之後則持續下降，在2014年降至最低點的42％。

就業下降已產生連鎖效應

美國自中國大量進口，對美國製造業就業、薪資所得、勞動參與率，甚至所得分配都產生影響。讓我們試想當這麼短的時間流失掉600萬到700萬的工作機會，這個國家的經濟會怎麼樣發展？在川普競選經濟政策說帖中提到一個製造業工作會影響四個其他行業的工作，以產業關聯的觀點，這段時間受到影響的美國人就不是幾百萬人而是以千萬人來計算，若加計這些就業人口的家庭成員，可想而知，影響之大。

這種製造業就業人數短期間迅速下降的現象，近年來就受到經濟學界的重視，在陸續出來的研究中，以在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的David Autor教授所組成的研究團隊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最受到重視。Autor教授等人分別在2013年與2014年在《美國經濟論叢》（AER）與《經濟季刊》（QJE）發表「中國症候群」與「貿易調整」兩篇學術論文，這兩篇受到各界矚目的論文指出美國自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由於從中國大量進口產品，造成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大幅下降，影響所及包括：失業大幅增加、勞動參與率降低、工資水準下降、勞工被迫轉換工作或職業、勞工因應失業的調整成本高、服務業連帶的受到影響、家庭所得水準下降、政府的移轉支出大幅上升。在2016年12月的研究甚至指出來自於中國產品的競爭，美國製造業廠商不但沒有出現誘發式的以「創新」來帶動製造產業發展，反而是在國內或國外的專利申請數目大幅減少。這種情形可能源於來自中國產品的競爭，造成製造業廠商利潤下降，因而降低創新研發活動的經費來因應，另外，亦因工廠遷移至中國，在距離因素下同時降低了研發活動。然而，這樣的結果令美國各界憂心的是，美國製造業無法再透過研發創新行為於全球競爭中居於領先者的地位。

除了Autor教授等人外，來自聯邦準備銀行的Pierce博士與耶魯大學的Schott教授也於2016年《美國經濟論叢》發表學術論文，指出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並自中國進入WTO後生效，造成美國製造業就業大量減少，然而，這種情況並未在歐盟國家中發生。再者，就業減少來自於美國多國籍公司將美國的生產移至中國或授權中國生產者，特別是外資廠商所造成。從這個研究的觀點，就不難想像川普在選後就對美國多國籍公司喊話，或與這些公司負責人間通電話或座談。

但更令人發覺事態嚴重的研究又陸續出爐，2016年11月間，Autor教授等人及Pierce與Schott教授的兩篇論文，再度引起廣泛討論。Autor教授等人發現受中國產品競爭影響的地區，男性與女性的就業均降低、提高男性在風險性與非健康行為的死亡率、降低年輕男性結婚比率、提高青少年或未婚媽媽的比率、提高孩童居住在貧窮家庭的比率、提高孩童居住在條件較差的單親家庭的比率。雖然，Autor教授等人強調來自中國產品的競爭是否是唯一因素尚待研究。

但是，由其研究中所呈現的事實就值得各界深思。Pierce與Schott教授在討論貿易自由化與死亡率的研究則指出，來自於中國貿易影響美國製造業就業人口，特別是白人勞工；另外，受中國貿易影響越大地區，自殺率越高，特別是白人自殺率。這些現象也說明了在這次美國大選中，民主黨只在都會地區有所斬獲，但在非都會地區，川普打著對中國經貿問題的強硬態度，則獲得選民高度認同。

川普將導正「不公平貿易」

美國的經濟在2008年大衰退之後，過去多年來，復甦相當緩慢，甚至於被認為是「新常態」。哈佛大學前校長、美國總統經濟顧問Summer教授更以現世停滯來定義，指出：經濟復甦沒有超越人口與生產力成長、寬鬆的貨幣政策僅產生適度成長、短期利率已降到零邊界仍無法刺激投資、上升幅度低於預期甚至出現工資下降，將產生所得重分配效果。並指出其原因包括：人口緩慢成長與技術進步、資本財價格降低、社會所得不均消費下降、金融風暴後風險驅避、央行的資產累積產生安全性資產需求增加與利率下跌、低通貨膨脹率下實質稅率上揚。最近，聯準會成員JeromePowell的演講仍強調美國總體經濟低成長是來自於生產力的低度成長；而生產力的低度成長，部分來自於企業的低度投資，部分來自於技術創新與效率提升。至於未來生產力發展，從悲觀者角度，電子化發展會讓生產力下降；但從樂觀者的看法，機器人或機器學習會帶動新發展。但整體問題是，長期利率偏低，是否會是新常態？而他個人所提出的建議則強調提高生產力與增加公共建設支出。

從這兩人的討論中，並沒有針對全球化現象或者更直接的美國與中國貿易問題所造成的衝擊來進行深思。事實上，這次美國大選也讓美國經濟學界，特別是國際貿易學者受到強烈挑戰。專長國際貿易、諾貝爾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教授就一直對川普的未來經貿政策採取負面態度，特別是認為美國北部的這些鏽蝕區域（rust belt）的就業問題是來自於「生產力」而不是「不公平貿易」，但他的論點馬上受到質疑。美國奧勒岡大學的Duy教授就指出當年克林頓政府就設定「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是有利」的論調，包括：中國勞工因工作利得所產生的「全球性邊際利益」超過美國勞工因工作損失所產生的「全球性邊際成本」；美國的經濟已經朝向服務業發展，勞工須轉移工作陣地；美國勞工轉移工作的「轉換成本」極其輕微。因此，美國在政策制定上就是故意的犧牲製造業勞工，其做法就是一直容忍中國政府對中國製造產業的補貼，包括中國的國家政策在剝奪（strip）美國的製造業。另一項政策就是容忍中國政府操控匯率，這項做法，許多國際經濟學者竟然認為「金融面」與「公平貿易」無關聯，讓人感到震驚。在這次美國大選中，川普強調美國製造業的重要性，要導正過去美國的貿易政策所造成對美國製造業與就業的影響，並改變美國的經濟結構問題，就不難理解；而川普針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作為，擬採取一系列措施，在美國選民支持下，將具備其正當性。

製造業生產鏈勢將重組

目前，川普對美國與中國經貿問題所採取的態度與其效果，外界看法仍有相當差異。但因為川普在國內政策上同時要採取減稅政策，而聯準會對於貨幣政策會採取較為鷹派作風的預期下，短期間美國經濟會有榮景現象，但因美國與中國貿易衝突會提高，經濟波動現象也將較容易出現。另一方面，由於美元強勢，各國資金外移現象將持續，影響新興國家金融市場，而美國廠商對外直接投資將趨緩，亦將影響各國經濟發展。但就製造業與商品貿易來說，在2015年時，麻省理工學院（MIT）著名供應鏈學者Simchi-Levi就指出中國的經濟下滑與供應鏈問題有關，全球製造策略趨勢會逐漸區域化，形成中國歸中國、美國（墨西哥與拉美）歸美洲，以及東歐歸歐洲，廠商將供應鏈分散正得以降低經營風險。2017年當川普上任後，力推美國製造業回流的政策將較歐巴馬政府時代更為積極而且更為有效，因而，區域化生產方式將被強化，高低階生產的區隔與美洲供應生產鏈重組，勢將發生。台灣廠商在世界生產與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勢必要重新思考與再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