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穩健的歷史制度淵源 也有干擾鄰國的隱憂

TIPS:德國的企業有所謂的社會理想主義，不完全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會追求規模的擴大，以及所謂的德國氣氛──低通貨膨脹、強勢貨幣、經濟成長、社會福利。

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後，國際三方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歐洲央行、歐盟）連續執行對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紓困，後續對西班牙及義大利提供資金援助等，德國堅強的經濟實力提供重要的後盾，德國國會都通過紓困案，成為穩定全球經濟金融情勢重要支柱之一。近年來歐洲難民及德國境內的難民犯罪問題、全球所得分配不均、德國能源廢核等更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2018年9月15日發行的《經濟學人》中一篇文章以「使美國再德國化一些」（make AmerianGermany again）為標題，德國經濟的特點更受到注目。

依德國經濟面臨國際風險仍穩健成長，依據德意志經濟研究所（DIW）9月的報告，今(2018)年經濟成長率是1.8％，預測2020年相同。主要動力來自民間消費的增加，而國內資本設備及營建也持續增加投資，政府部門的投資相對增加較少。近年來德國商品及勞務的出口值常居全球第二位，但商品及勞務出口增加率都低於進口值。歷年受到其他歐盟／歐元區國家的批評，因德國國內最終需求不足使經常帳發生有盈餘的現象，可能導致歐盟／歐元區內總體經濟失衡的現象略微改善，但還需持續觀察。

德國的失業率較其他歐盟／歐元區國家相對低，物價相對穩定。今年失業率是5.2％，較歷年都為低，預測2020年可降至4.6％，可能帶動工資上漲；單位勞動成本逐漸上升，今年提高2.1％，2019年提高2.2％，2020 年略下降；通貨膨脹率今年1.9％，較2019年0.5％遽增，但至2020年維持相同平穩；政府財政穩健，堅守財政紀律，2015年預算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的0.8％，今年將提高為1.8％（604 億歐元），2020年將為1.4％（528億歐元）；國際競爭力強，對外貿易經常帳長期維持順差，順差占國內生產毛額的8.9％，今年略降為7.6％，2020年將為7.2％。

從前的歐洲病夫　翻轉為歐洲經濟強權

1990年兩德統一，重建德東地區花費鉅額財政支出，德國經濟成長率由1990年5.26％遽跌至1993 年的-1.0％，利率上升，引發法國、比利時等鄰國資本外流，爆發匯率大幅震盪。德國經濟成長率略回升再跌至2003 年-0.38％，2008年為1.08％，2009年跌為-5.13％，曾被譏為歐洲病夫。2003 年施洛德總理（Gerhard Schröder）執行「2010改革議程」（Agenda 2010），大幅鬆綁勞動市場的管制，容許一人公司設立，增加青年就業機會，降低企業的薪資附加成本，以及提高求職者的媒介效率等。將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最低稅級稅率）調降為15％，最高稅級稅率則在5年內調降至42％，2007年開徵45％的富人稅稅率，並且提高免稅額額度。改革有助於降低勞工成本，2002至2010年間德國工資成本只上升6％，同期間歐元區平均及法國分別上升22％及26％，有助於提升德國出口競爭力，也增加非典型（非全職型）勞動型態。另針對移民制定新的勞工訓練方案，擴大女性勞工參與率，修法簡化外國勞工的學歷與執照認證措施，簡化外國高素質勞工入籍德國。此外，為提升企業家精神，培育下一代的經理人與鼓勵創業，學校企業家創業精神方案，降低新設企業的成本與申請時間，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政策銀行）與歐洲復興計劃（ERP）對中小企業的援助，鼓勵創投資金（VC）對中小企業的投入。後來梅克爾總理(Angela Merkel)改革退休制度，將退休年齡由65歲延長至67歲。

獨特的社會制度　造就卓越的產業發展

德國雙軌制職教培育體制對德國年輕者低失業率有重大貢獻，至今德國年輕者（15-24歲）失業率是歐盟國家中最低國家之一，今年5月歐盟統計局公布，歐盟平均年輕者失業率平均是15.1％，德國是6.1％（第二低），最高是希臘（43.2％），西班牙是33.8％，荷蘭是6.9％。德國雙軌制職業教育體制源自中古世紀的師徒制，學生不只學習基礎理論，也需到企業實習，例如在大學學習3個月，再到企業實習3個月，如此交替學習，而職業學校體系訓練也兼具學理及實作技藝，社會尊重工匠師傅的專業及地位。即使產業結構已經轉向服務業，職業教育能了解未來發展趨勢符合產業脈動，訓練出人員能符合產業的人力需求，提高生產力，就不會浪費教育資源。美國川普總統女兒兼顧問伊凡卡‧川普參觀德國企業後，表達將此體系引進美國的高度興趣，川普總統也大為讚揚，宣布將參考此一體制的精神，提高美國職業教育的預算，加強訓練企業所需的勞動力，並配合海外美國企業移回美國的人力需求，以減少美國年輕者的失業率。但其他國家無學徒制的歷史傳統，引進時需大幅調整才能適用。

德國經濟與經濟社會制度的歷史發展有關，基於二次大戰前發展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思潮或稱為萊茵經濟模式，即一種混合式經濟體制。德國的資本主義模式所擁有的優勢，包容社會主義的精神，建立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市場經濟。20世紀30至40年代發展的弗萊堡學派，強調經濟制度的7 項原則：有效的價格體制、穩定的幣值、開放市場競爭、財產私有制、契約自由、自負盈虧及企業持續投資等。德國的企業有所謂的社會理想主義，不完全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標，會追求規模的擴大，以及所謂的德國氣氛──低通貨膨脹、強勢貨幣、經濟成長、社會福利。此外，德國的國際化很早開始，在1875年德國統一前，尚無統一國家型態，境內小諸侯林立，各地諸侯常熱心建立地區性小企業，使得當時成立的企業必須從事國際貿易才能成長，故而很早就進行國際化活動，因此調和（co-ordination）可能是德國國民的特質，並由此可知其根源的確是相當地區性。

德國產業結構以中小企業為主，若將249人以下全歸為中小企業（包含微型企業），家數占比幾達99％，重要產業為汽車業、化學業、機械業、製藥業及光學業等，有許多隱形冠軍，研究創新能力強，產品品質獨特優越。

力推前福利與環保政策 然現實仍面臨考驗

德國民眾的環保意識強，很早就已經確實實施社區垃圾分類，有利環境永續發展。近年來因梅克爾總理驟然實施廢核轉型能源政策，力推再生能源，停止若干核能電廠的運轉，改為博物館，提倡再生能源的比例，有一些成功的地區案例，發展風力發電，甚至停止火力發電，打擊到以採煤礦為主要生計來源的鄉鎮，南北輸電網絡尚未完備，再生能源價格波動幅度大，是否不利於低所得家庭在寒冬使用暖氣的能力，引發醫療費用增加的所得分配惡化問題，並引起德國境內部份人士的批評。

此外，為減少對環境的損害，一些城市倡議禁止柴油汽車行駛，未來可能停產，對汽車生產大國的德國汽車產業將造成重大的打擊，儘管德國汽車產業已經發展出程度相當成功的電池汽車及自駕汽車，聯邦政府及各邦政府與汽車業者的會商並無具體結果，有待繼續談判；再者，因人道原因，德國已經收容100 餘萬的難民，多數來自敘利亞等戰亂地區，德國財政負擔甚高，可能因生活方式宗教社會習俗等因素格格不入，發生幾次難民騷擾甚至刺死德國人事件，持續引發德東地區極右派人士的示威遊行衝突，東歐匈牙利、奧地利及義大利政府的不合作抗議，梅克爾總理的人道開大門政策引起德東地區聯邦政府的異議，以及歐盟內部各會員國間的歧見，至今仍無法獲得一個泛歐妥協解決方案。

若干批評指梅克爾總理決策反覆緩慢；但其在國際政治上保持低調、影響力大，政治支持度仍高。依據2018年9月22日德國《世界日報》報導，在2018年7月時曾委託一項民調德國政治音樂科學家等公眾人物的受歡迎程度，對象是1,047位社會上有影響力人士，結果梅克爾以16％居歷任總理中最受歡迎的首位，第二位是史密特（14％），兩德統一的總理柯爾獲得6％，西德第一任總理艾德諾只獲得4％。

世界上無真正的烏托邦存在，每個地區或國家都各有長短之處。德國民眾仍偏愛使用現金的比率高，銀行的獲利率不高，最大的德意志銀行（較偏向於投資銀行）穩健性發生問題，德國的經濟政策制度仍有一些缺失。2018 年9月15 日發行的《經濟學人》中一篇文章以「使美國再德國化一些」（make Amerian Germanyagain）為標題，若干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提案要求企業照顧廣泛大眾的利益，補貼租金，以及實施一些社會福利措施，雖然最終都不會立法通過，然而觀念上似乎已經傾向德國較中庸的社會福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