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貿易戰紛擾 台資銀行機會與挑戰並行

美中貿易戰紛擾多時，談判結果尚在未定之天，況且面對2020年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川普的推特留言始終是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確定因素。國銀如何防範相關金融風險？

美中貿易紛爭迄今已逾1年半，隨著「川習會」在大阪G20峰會達成暫時停火的共識，美中雙方將重啟談判，市場緊繃情緒看似有所緩和。而貿易紛爭固然直接衝擊中國的貿易與經濟成長，各界更關注是否蔓延到貨幣、債務、不動產市場，加劇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有鑑於此，為協助國銀掌握美中貿易衝突的金融風險，台灣金融研訓院於8月23日舉辦「貿易衝突下的金融風險與因應」研討會，從債務風險及台資銀行可能因此的商機等課題深入探討，希冀有助於國銀及早準備應變，以因應金融市場可能的系統性風險。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黃崇哲致詞指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金融業在中國經濟角色的扮演有相當多變化，尤其，2013年中國多項金融改革後，創造出全新的金融生態，與此同時，台資銀行以及相關金融服務業也紛紛登陸開拓業務，讓台灣金融體系有了可以參酌跟對照的經濟對象，可看到相關政策的施行效果，尤其，去年的美中貿易爭端後，使得中國製造業體系及體質產生改變，在中國大陸出口美國的前十大企業中有多家是台資企業，這樣的改變，對台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放款有相當大的影響，且就目前發展來看，美中貿易爭端可能繼續延長。

凸顯大陸金融問題三大結構因素

「中國金融問題不是美中貿易戰產生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明澤首先強調，中國金融問題有其三大結構性因素，一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為刺激生產誘因，向地方政府下放管理權，包含財政管理權，實施財政包乾制度，造成「弱中央，強地方」的結果，但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引發地方財政收入大幅減少，但事權並無相應減少，造成地方政府的財政缺口。

第二個結構性因素為「晉升錦標賽模式」。吳明澤指出，1984年中國下放幹部管理權，省級政府可以利用任命權對下級政府發動經濟競賽，以致地方官員熱衷於GDP競賽，開啟了這種不問效率的大量投資基礎設施，以投資帶動地方經濟成長，但過度競爭也造成了地方政府債務快速累積的後果，且由於地方官員任期制，使得債務累積的後果由下任承擔，讓官員不會認真收縮債務規模。

第三則是預算法的限制。吳明澤表示，《預算法》、《擔保法》限制中國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管道，而為解決財務限制，地方政府衍生出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LGFV造成日後嚴重的地方債與企業債問題，而土地出讓亦造成城鎮住房價格大幅上漲。

所謂LGFV是由地方政府發起設立，利用劃撥土地、股權、規費、國債等資產，必要時輔以財政補貼為還款承諾，向銀行融資，進而將資金運用於地方基礎建設的公司。

「真正讓中國債務惡化的重要因素是2008年金融海嘯，為因應大環境，當時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擴大內需計畫，造成企業債台高築。」吳明澤說，4萬億的資金中，中央政府僅負擔1.18兆元人民幣，地方政府必須籌資2.82兆元人民幣，造成地方債務以及企業債規模大增。

吳明澤指出，中國大陸債務問題有其結構性因素，2008年金融海嘯及經濟下行，加上2018年3月開始的美中貿易紛爭，使中國債務問題更為惡化，雖然當局利用許多政策與管理措施進行去槓桿，但結構性因素若不消除，債務問題將難以徹底解決。

提防資金流動匱乏與成本激增

同時，他也提醒，目前中國債務問題仍在可控範圍，但必須關注其增速和違約的問題，若無法控制增速，違約情況越來越嚴重時，難保不會發生連鎖效應進而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此外，中國債務多集中銀行體系，若債務違約危機爆發，銀行勢必首當其衝，而中國五大國有銀行與全國性股份制商銀抵禦風險能力較強，但城商行與農商行等小型銀行則不一定能撐得下去。

對於當地台資金融機構，台灣金融研訓院傳播出版中心副所長謝順峰表示，台資銀行子行或分支機構在中國吸收當地存款本就不易，資金來源多來自營運資本金或股本，加上母行支援與同業拆借，相對中國當地銀行處於不利的位置，如今在美中貿易衝突下，中國內部金融風險升溫，台資銀行及金融機構更須提防當地資金流動匱乏與成本上揚。

最後謝順峰指出，台資銀行以往在台商「台灣接單、大陸生產、行銷歐美」的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美中貿易紛爭下，全球供應鏈恐將進行程度不一的調整，台資銀行機會與挑戰並存，即面臨授信風險升高與新的業務機會，同時還須提防人民幣匯率波動，以及做好相關避險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