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託商銀國際化程度高 標準接軌國際 但需保持競爭力

五大國銀獲選系統性重要銀行（D-SIBs）是榮譽，但隨之而來的是更重的責任。身為D-SIBs銀行之一的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董事長利明献認為，台灣國情與他國不同，銀行本身層次不分明，業務無甚差異化，應保有國銀自律性規劃資本的彈性，且與國際接軌時應採漸進式，而不是比國際標準更嚴。

電影《蜘蛛人》裡班叔叔死前所說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不只是讓彼得•帕克決定戴上面具化身為蜘蛛人的關鍵轉捩點，更已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金句，而獲選為台灣五大「系統性重要銀行」（D-SIBs）的銀行更已成為這句話最佳的體現，被賦予了「大到不能倒」的榮譽，但也被要求比其他銀行增提2％的緩衝資本、2%（有彈性）的內部資本。

「D-SIBs的篩選標準，包括資產規模、業務複雜程度、關聯性、可替代性等四大面向，中國信託獲選是預料之中，沒有特別欣喜。」利明献坦言獲選心情。

大銀行肩負維持市場秩序責任

在探討到底該不該增提4％資本之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董事長利明献首先回顧到「系統性銀行」的形成背景：2008年發生了金融海嘯，美國許多大銀行，大家沒想過會倒的，居然因為賣太多複雜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而倒了，全球金融市場信用緊縮及金融體系流動性嚴重不足，最後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並引發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衰退。

也因如此，各國政府才發現金融市場的穩定對全球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如此之大，許多銀行已達到「大到不能倒」的地步，所以「這是系統性銀行的監管初衷，我們能理解、支持主管機關的理念。」

利明献表示，大銀行確實是有其社會責任，要盡力維持市場秩序，但每一個國家國情不同，許多國家的銀行差異化是自然成形，像新加坡就只有3家獨大，美國有五大銀行、幾百家社區銀行，日本、大陸也有銀行分級管理，像大陸就有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城商行、農商行、外資銀行等，但台灣並不是，8家公股銀行市占就達50％，五大系統性重要銀行市占不到40％，大家可經營的業務90％一樣，差異化管理拉高五大系統性重要銀行的資本要求，就會造成不公平競爭。

國際接軌應循序漸進

利明献建議，國際接軌應該漸進，而不是比國際標準還嚴。依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BCBS）提出，全球系統性重要銀行（G-SIBs）自2016年開始增提1％至3.5％的緩衝資本，實務上也沒有銀行適用3.5％，最多只加2.5％。此外，鄰近的日本、香港、新加坡、南韓，也都只加0.5％到2.5％，不懂我國為何要多加2％，加到4％？

利明献分析，比較巴塞爾對G-SIBs加計1％至3.5％的緩衝資本，我國對D-SIBs共加計4％的額外資本要求，明顯高於對G-SIBs的要求標準，不利我國銀行業者與其他國際銀行競爭。

檢視我國銀行業者近3年年平均資產報酬率，差不多落於0.5％到0.7％間，遠不如被指定為G-SIBs的國際大型金融機構（如：花旗為0.87％、JP Morgan為1.18％），但卻須符合較高的資本適足率，如此恐不利於我國銀行業者的國際競爭力。

其次，若從2017年全球前200大銀行的平均權益成本為9.7％來看，近3年國內銀行業者平均淨值報酬率仍不到9.5％，顯示經營壓力不輕，若再要求更高的資本計提，恐壓縮業者的業務拓展能力與經營彈性。

若以資產規模計算，2018年我國前四大銀行的市占率僅37％，相較於南韓、香港和新加坡前四大銀行約占50％至60％，我國金融體系較無「大到不能倒」的問題。利明献指出，我國5家系統性重要銀行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規模甚至比其他國家「非」系統性重要銀行還小，若再加上資本計提要求比我國低，在打亞洲盃時該怎麼競爭？

溝通應雙向 銀行可自律性提資本計劃

利明献認為，主管機關與業者應達到雙向溝通。業者能了解，站在主管機關的立場，會希望業者的資本充足、風控機制完整，讓市場穩健發展，但對銀行業者來說，每天所想是業務去哪發展？股東報酬怎麼增加？怎樣可多發點股利、業績成長率怎麼高一點，希望在公司治理、內控內稽、資本適足率妥善管理下，讓資本的運用能達到最高槓桿化，才能拉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資產報酬率（ROA）。

主管機關可能認為拉高4％的資本對業者來說不難。但利明献表示，其實資本增提2％牽一髮動全身，因為銀行在發展業務時，就要去評估整個資本結構的變化、業務要成長多少、風險性資產占比多少、是不是要增資、ROE要13％到15％才能符合資本報酬率需求等等，有時一評估下來，就會裹足不前，多增提2％，就要多準備資本，而且還要以成本最高的普通股來增，這樣一來，分配的股利就會變少，為了要對股東負責，所以必須錙銖必較。

「海外發展時，例如去越南、日本、中國等，我們是要跟當地大、中、小型銀行，還有台灣非D-SIBs銀行競爭，當我們評估報酬率只有8％，但我卻要投入12％時，就必須放棄，不公平競爭的基礎下，久而久之競爭力就弱了，業務規模當然也做不大。」

利明献表示，台灣目前利差只有1.2％，海外可達3到4％，所以一定要向海外發展，當銀行在海外發展時，除了受到台灣監管，也會受到當地監管，已有多重監管，而且不只有形的資本要求，還有許多無形資本的要求，像是環保、社會責任等，銀行本來就會從風險、資本報酬、業務發展等去做最佳組合，內部資本的2％要求，可以用自律性提計劃的方式、定期給主管機關檢視，不要硬性規定，「不應該把業者選擇資本結構最適安排的權利取消。」

利明献進一步拋出一個問題：具有重要性的系統銀行不能倒，其他銀行難道可以倒嗎？事實上，台灣過去的經驗來看，應該是「所有銀行都不能倒」。內部管理資本增加2％的要求是可以提出，但不該是加在體質好、風控好的系統性風險銀行，而是要看各銀行風險承擔力去區分。由於台灣的銀行同質性高，規模差不多，若是資本計提加強只針對系統性重要銀行，而其他銀行沒有，會產生不公平競爭，未來成本會變得比較高。

棍子蘿蔔並行　做大市場規模

利明献指出，金融海嘯後許多外銀撤出亞洲市場，對國銀來說是很好的搶占商機，但想要發展海外市場，總行實力要強，不然海外發展不大。像許多總行不強的美、加、日、歐銀都慢慢撤回本土，只有花旗、HSBC、渣打還在，唯有資本適足率佳、籌資力強、有吸引國際化人才及本地人才能力、中後台系統要跟上、資源調度力強的銀行才有辦法發展海外。

利明献指出，中國信託是台灣最國際化的銀行，與國銀相比有優勢，但若在國內發展，既定的大環境就是這樣，利差1.2％、39家銀行在競爭、整體經濟成長率2％，有一定的侷限性，所以中信在保住領先地位的同時，也不能放棄海外。但到了海外，想要做大，最後還是要跟全球一流的銀行、當地銀行競爭，這時要思考的是，我們的人才夠嗎？中後台資源跟得上嗎？要面對的是多層面的競爭。

因此，利明献建議，對於D-SIBs要有棍子，也要有蘿蔔。「這就像對待『長子』一樣，要扛的責任大、分的田也要大才公平。」他建議，一是可適當讓D-SIBs在國際拓點及金融科技等新業務的申請上，給予「綠色通道」，業務申請採較寬鬆的通關。二是以不動產貸款為例，D-SIBs已要增提2％的緩衝資本，建議可取消不動產貸款備抵呆帳提存率1.5％的規定，回歸1％的備抵呆帳提存率，在提高風險承擔能力的同時，能爭取經營更多業務。